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第5/7页）

西方的历史流动性更强。西方历史中，曾出现过一些关键的时刻，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半熟悉半外来的古老价值体系，由此完成了文化的改造；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甚至考古学也与西方的变革传统紧密结合。19世纪的欧洲，考古学由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所掌控，他们对古代的描述是一条清晰的轨迹——由石头至青铜至铁，这反映了笃信物质文明进步的现代信念。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回溯过去，看到的只有更多更长的中国历史。一任任的皇帝，一个接一个的朝代，无限循环的过去。在这个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中华文明忽然感到一阵窒息，更有激进者提议，要摒弃一切传统的事物。20世纪初，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称为“疑古派”，他们质疑漫长的朝代更替中，传统的历史文献被反复地复制和研究，究竟有无真实性可言。对这些怀疑论者来说，早期的“朝代”例如夏朝和商朝，缺乏可靠的证据，可能并不存在。这些知识分子觉得历史就是一个圈套，一条条墨守成规的传统，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

“疑古派”对甲骨不屑一顾，认为都是今人伪造的。作为回应，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派学者更勤奋地工作，解析甲骨上面的文字，希望能早日验证它们的真实性。其中一个最卓越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利用甲骨上面的刻文，还原了商朝的皇族家谱，使甲骨文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王国维解析了甲骨上刻的名字，与历史典籍里的名字做比较，证明甲骨上的皇族姓名符合典籍的记载。对于商朝是否存在的疑问，王国维的研究踏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证明了商朝文明的确留下了可靠的文献。

王国维痴迷于过去，对来说，甲骨文只是古老历史的其中一个元素。他是一个忠诚的君主主义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清朝会复辟。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宣布退位以后，他仍然住在紫禁城内。在朱红色的高墙内，生活一如既往，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日子仍然按照清朝律令设定的日历来计算，溥仪依然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1923年，溥仪任命王国维做“南书房行走”，工作包括对宫殿里的珍宝进行分类。整整一年，王国维住在这清朝的最后一个角落里，研究古画、封尘的卷轴、还有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后长满了铜锈的青铜器。1924年，一个军阀终于逼迫“皇帝溥仪”放弃了他的宫殿。不到3年以后，王国维终于意识到，清朝帝国是一去不复返了；他就在前清庭建的颐和园里投湖自尽。他去世以后，一个学者朋友写了篇悼文，里面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呈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20年代后期，考古学终于让疑古派和拥古派走到了一起。疑古派对考古这个学科本来就很有兴趣，他们指出，甲骨的挖掘过程并不科学。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奋力呼吁，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这样的呼声就传遍了中国大地。

及时是拥古派的人支持考古学，他们希望能挖掘出能证实商朝存在的确凿证据。1928年，新建不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择了安阳作为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组织人们进行系统的挖掘工作。

当时的学者们知道，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许很短。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政府统治着中国，然而威胁的力量无处不在：北方有那些残酷无情的军阀，内陆地区是永于献身的共产党人，而日本人已经入侵了东北。随后的10年，中国大地上风云变幻，安阳的挖掘工作同样进行得飞快。1928年，勘探队在洹河的西岸发掘了784件刻字的甲骨。同年，日本人暗杀了一个北方的军阀，正一步步争取满洲的军事控制权。国民党政府正式在南京建都，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北方的混战。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年轻的毛泽东率部逃往内陆，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