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好莱坞（第8/13页）

1990年代后期，开始有无神论者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Falun功，说它是一种迷信，而且有害身心健康。一种固定模式出现了：如果有一篇关于Falun功的负面报道出现，信徒们就聚集在这个媒体的所在地，举行一次和平的抗议集会，要求这家媒体撤回报道。很多的媒体所属级别不高，他们通常会选择让步，因为怕被上头指责惹来麻烦。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播了一段采访，有个教授批评了Falun功；随后2000多个抗议者出现在电视台门口。这时候刚好是北京日历上某个敏感日期的前夕：六月四日快要到了。电视台迅速播放了另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表达了对FaLun功的理解和支持。抗议的人陆续离开了。

那一次，信徒们领悟到和平抗议是个有效的途径；他们也开始变得训练有素，能很有效率地组织到一起。1999年4月，天津大学的一份学报发表了一篇针对李洪志的评论，是批评性的；而李洪志本人已经移民去了美国。几千名信徒聚集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然而这一回学报拒绝撤回文章。最后，这些抗议者们去了北京，希望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提意见，这就是我4月25日看到的集会事件。那一天，当局的高层领导人最终同意会见Falun功代表，代表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然后让集会的群众和平地离开。

这次集会抗议活动没有出现任何冲突，不着痕迹地结束了，只是集会时关闭了其中一条车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次意识到，Falun功已经成为了一个如此训练有素的组织。随后的几星期，当局对此事保持着沉默，这在中国通常是个坏的预兆。北京的报纸没有发表关于这次抗议的只言片语；电视台的新闻也没有任何报道。没有辩论，没有公众演讲，没有任何形式的评论。好几个星期，这座城市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然后一场风暴爆发了：7月22日，当局下令取缔Falun功。更多的抗议者出现了，等待他们的是随后的逮捕拘留；Falun功的头目们被审判，然后送到了劳改所。10月26日，共产党人加快了进攻步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运动，宣称Falun功是“邪教”。但Falun功练习者继续抗议活动。他们常走到天安门广场上，竖起横幅，打莲花坐，或者把两条胳膊举过头顶——这是Falun功练习的开始动作。便衣警察监视着广场上的情况。外国记者们静静观察。不久，一些总部在香港的人权组织报告说，有些信徒在警察局拘留期间被毒打至死。

2月，一个叫陈子秀的老奶奶死了，当时她正被山东省一个小城镇的警方拘留。她和很多其他的信徒一样，试图去北京参加抗议活动；还没走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了。（Falun功练习者对他们的信仰是不会撒谎的，所以警察常常在天安门一带巡逻，问经过的人信不信Falun功。）陈子秀去世以后，她的女儿想找人报道这件事情；通过层层关系，她最终联系上了伊恩·约翰逊。约翰逊与这位女士会面，并在《华尔街日报》头版发表了这篇报道。文章见报以后，约翰逊继续追踪调查Falun功组织的构成，这和警方的反应可谓如出一辙。他发现，这是自上而下施行命令的又一个例证：在各个地区，每出现一个从当地逃脱至北京参加抗议的信徒，当地警察局就要被罚款一次。“取缔Falun功”是上头启动的一个想法，最后被具体化成十足的残暴，其中原因至为愚蠢、又至为实用：为了钱。

然后，在你意识到以前，又一个4月25日来临了。北京的日历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周年纪念日。

2000年4月25日

伊恩·约翰逊离开广场以后，就轮到我过去了；那时大概是早上九点多。天空是黄色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春天的沙尘暴，风把戈壁滩的沙吹向了南面，这些日子里眼睛都是睁不开的。我可以在齿间尝到风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