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第2/7页）

“我以为见到了一个熟人。”

让娜没说这个熟人是谁。埃贡也没有问。

米歇尔好像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让娜的一位年老的女友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计划“某一天写哈德良的故事”，我在二十一岁那年去游览了阿德里亚纳别墅，因此，这计划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米歇尔也许知道，因为我一开始就把我的写作计划告诉了他。一九〇九年五月，是让娜产生了错觉，她根本没看见克先生，克先生是在十五年以后我请他与我一起去的时候，才游览了这座别墅。这就像是一面镜子，由于光线的入射与反射现象，在人与时间上存在着偏差，影像与实物之间不一致，所看到的物体模糊不清，又不稳定，所以不可能用言词来界定或定义，哪怕稍稍提及都是可笑的。这种现象可以用巧合这个词来解释。但我仍然感到惊奇，让娜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几天以后，倒霉的事情发生了。圣塞西勒文艺协会的音乐演出获得了全面成功，甚至出乎举办者的意料。人们喜欢这部特别刺耳然而纯真的音乐。第二天，荷兰大使馆设晚宴招待埃贡夫妇。大使馆官员是他们的老朋友。他们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了，埃贡又由弗朗兹陪同出去欣赏罗马美丽的夜景。他们去的地方，按当时的说法，是一处乱七八糟的地方，但很出名。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天夜里，警察正巧来这里搜查。埃贡和弗朗兹同其他许多人被带到了警察局。大多数人都是无名之辈，有几个是罗马社会的名人，埃贡见过他们，还知道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在当时，意大利警察——在其他时期可能也一样——如果私下没有得到好处，对人很粗暴，甚至得到好处也是如此。在忍受了几个小时的疲劳盘问以后，埃贡被释放了，而弗朗兹因涉嫌持有并贩卖毒品被拘留。埃贡在凌晨回到旅馆，让娜像往常一样，已经等了他很长时间。他将发生的事情简略地告诉了让娜，还请她帮着把弗朗兹和他的房间里的禁用品和可疑品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清除干净。他们的两个房间是相通的。白粉、安瓿、注射器以及烟末似的大麻都被水哗啦哗啦地冲没了；还把一些刺激性欲的糖衣丸剂也扔了。让娜从来就反对埃贡为她服用这些玩意儿。让娜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她知道，她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而在巴黎甚至比在罗马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这不仅使埃贡担惊受怕，而且也让让娜坐立不安。

弗朗兹的房间当天上午被搜查；先生和夫人受到了非常有礼貌的待遇。埃贡为弗朗兹请了律师。晚上，律师来与德·乐瓦尔夫妇商谈为他们受指控的秘书辩护之事。律师来了好几次。最糟糕的是，在这次被捕的人当中有一个斯巴达伯爵，是著名的收藏家，埃贡曾经在上流社会的聚会中见过此人。斯巴达伯爵一眼就认出了弗朗兹，再次指控他两年前的偷窃行为。弗朗兹在与这位风雅之士亲密相处了将近一年之后，从他的一本画夹中偷走了三幅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素描，便逃之夭夭。是提埃坡罗的一幅红粉笔画和比比恩纳家族的两幅舞台名画的草图。不知道为什么，弗朗兹对此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当即承认了偷窃行为。这是他的一贯做法。（也可能是拳头起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怎样，贩卖毒品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许多买主出面作证。至于偷盗素描的事，弗朗兹供出了一个古玩商的名字，古玩商证明他没有责任，而且还有斯巴达伯爵的签字。这份证明显然是伪造的。问题是谁模仿伯爵的笔迹签了字。弗朗兹对艺术品是外行。非常可能是奸诈的古玩商把所赚的大部分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让娜，”警察走后，埃贡还仍然胆怯地对她说，“弗朗兹做事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