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古堡与黑塔（第2/4页）

在十九世纪，司各特名满全欧，小说的声誉不下于拜伦的诗。到二十世纪，文风大变，他的国际声誉也就盛极而衰。西印度大学的英文教授克勒特威尔（Patrick Cruttwell）说得好：司各特的心灵“幽默而世故，外向而清明”。熟读亨利·詹姆斯或乔伊斯的现代读者，大概不会迷上司各特。可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也有不少严谨的批评家重新肯定他写苏格兰风土的那些小说。戴维在他的《司各特之全盛时代》（Donald Davie：Heyday of Sir Walter Yscott）里，便推崇司各特为真正的浪漫作家，并非徒袭十八世纪新古典的遗风。

我一面攀登高峻的纪念塔，一面记起在大学时代念过的《护身符》（Talisman）。在我少年的印象里，司各特是一把金钥匙，只要一旋，就可以开启历史的铁门，里面不是杳无人踪的青苔满地，而是呜咽叱咤的动乱时代。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历史的戏剧化：历史像是被人点了穴道，僵在那里，他一伸手，就都解活了过来。曾几何时，他自己也已加入了历史。我从伦敦一路开车北上，探豪斯曼的勒德洛古城，华兹华斯的烟雨湖区，怀古之情已经愈陷愈深。而一进了苏格兰的青青牧野，车行一溪独流的荒谷之间，两侧嫩绿的草坡上缀着点点乳白的羊群，一直点洒到天边。这里的隐秘与安静，和外面世界的劫机新闻不能联想。于是彭斯的歌韵共溪声起伏，而路侧的乱石背后，会随时闪出司各特的英雄或者乞丐。一到了爱丁堡，司各特的故乡，那疑真疑幻的气氛就更浓了。城中那一座傲立不屈的古堡，司各特生前曾徘徊而凭吊过的，现在，轮到我来凭吊，而司各特自己，立像建塔，也成为他人凭吊的古迹了。

在一条扁石铺地的迂回古巷里，我找到一座似堡非堡的老屋，厚实的墙壁用青白间杂的糙石砌成，古朴重拙之中有亲切之感。墙上钉着一方门牌，正是“斯黛儿夫人博物馆”（lady Stair’sHouse）。馆中陈列的画像、雕像、手稿、遗物等等，分属苏格兰的三大作家：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楼下的展览厅居然有一只残旧脱漆的小木马，据说是司各特儿时所骑。隔着玻璃柜子，我看见他生前常用的手杖，杖头有节有叉，上面覆盖着深蓝色的便帽，帽顶有一簇亮滑的丝穗。名人的遗物是历史之门无意间漏开的一条缝，最惹人遐想。一根微弯的手杖笃笃点地而来，刹那间你看见那人手起脚落，牵着爱犬，散步而去的神态。正冥想间，忽然觉得眼角闪来一痕银白的光。走近了端详，原来邻柜蜷着一绺白发，弯弯地，有五六英寸长，那偃伏的姿态有若饱经沧桑，不胜疲倦。旁边的卡片说明，这是司各特重病出国的前夕，某某夫人所剪存。一年之后，他便死了。只留下那一弯银发，见证当日在它的覆盖之下，忙碌的头颅啊曾经闪动过多少故事，多少江湖风霜，多少历史性的伟大场面。

三

司各特的小说令人神往，我却觉得他的生平更令我感动。他那高贵品格所表现的大仁大勇，不逊于出生入死的英雄。在五十五岁那年，他和朋友合股的印刷厂和出版社因周转不灵而倒闭，顿时陷他于十一万七千镑的债务。那时英镑值钱，他的重债相当于当日的五十多万美金。司各特原可宣布破产或接受朋友的援助，却毅然一肩承担下来，决意清偿自己全部的债务。他说：“我不愿拖累朋友，管他是穷是阔；要偿债，就用自己的右手。”

他立刻卖掉爱丁堡城里的房子，搬回郊外三十五英里的别墅阿波慈福（Abbotsford）；本来他连阿波慈福也要拿来抵债，可是债主们不忍心接受。司各特夫人原已有病，迁下乡后几星期就死了。在双重的打击下，他奋力写书还债，完成了九卷的巨著《拿破仑传》。两年后他竟偿还了约值二十万美金的债，其中一半即为《拿破仑传》的收入。事变之初，他的身体本已不适，这时更渐渐不支，却依然努力不懈。事变后四年，正值他五十九岁，他忽然中风。翌年又发了一次。他勉力挣扎，以口述的方式继续写作。他的日记上这样记道：“这打击只怕已令人麻木，因为我浑似不觉。说来也奇怪，我竟然不怎么张皇失措，好像有法可施，但是天晓得我是在暗夜中航行，而船已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