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不朽，是一堆顽石？（第8/11页）

其实爱默生只比卡莱尔小八岁。他曾经两访卡莱尔：第一次是在苏格兰那幽僻清冷的农庄上，那时爱默生才三十岁，卡莱尔刚发表了他最杰出的论文《论本色》，最重要的哲学大著《裁缝新制》也甫脱稿，但还不能算已成名。年轻的爱默生却已慧眼独具，觑识他行将领袖文坛的潜力。那时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都已逾花甲，在政治上成为保守分子，浪漫派少壮的一辈，拜伦、雪莱、济慈，均已早夭，而比爱默生更年轻的丁尼生和布朗宁当然还未成气象；青黄不接的英国文坛，可谓无人。爱默生在卡莱尔对教会、议会、工业社会的猛烈批评里找到了一位先知，感奋之余，便带了经济学家米尔的介绍信，迢迢北征，去苏格兰拜访卡莱尔。做主人的很喜欢这位美国来客，事后在给米尔的复信中说：“你介绍的爱默生，在寂静的星期天午后，我们正用膳的时候，乘车来了。这个人真是温和、可嘉、可亲，而又热心，我们真要感谢他那么风趣地解除了我们的寂寞……我真正喜欢此人的一点，便是他的健康，他的怡然自得。”十四年后，爱默生已经成名，在伦敦讲学十分轰动，再访卡莱尔于倩尼街五号。这时卡莱尔当然早成了英国文坛的大师，但他的胃疾和脾气却似乎愈来愈坏。对于爱默生的再度来访，他似乎颇不耐烦。事后他写信给贝灵夫人说：“和他对谈，真把我累垮了；他似乎有一条美国佬的倒霉规矩，就是，除了睡觉之外，谈话必须无休无止地进行：真是恐怖的规矩。确是一个心地纯洁而崇高的人；‘崇高’而不博大，就像柳树和芦苇那样，从他那儿是采不到什么果实的。一张精致而瘦薄的三角脸，没有牙床也没有嘴唇，只有削弯的鹰钩鼻子；公鸡特有的那种脸：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这种人做的。”

二楼临街的房间，是藏书室兼客厅，来此拜访的宾客，包括狄更斯、萨克雷、丁尼生、布朗宁、罗斯金、达尔文和马志尼那一群流亡的爱国志士。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清晨八点半钟，卡莱尔便死在这间房里。开始的十年，卡莱尔用这里做书房，他的成名作《法国革命》便完稿于此。该书第一卷的初稿，被米尔借阅，不慎焚毁；当日也就是在这间房里，卡莱尔看着米尔脸色苍白神情惊恐地冲进来，带来令人伤心的噩耗。从一八四三年起，卡莱尔夫人便将此室改为客厅，不但房间加大，窗户也予以拓宽，壁上也裱以美丽的墙纸。今日室内所陈，多为当年旧物。除了近千册的那一橱藏书之外，我认为最动人怀古之情的，有三件遗物。第一件是那四折的屏风，一八四九年，卡莱尔夫人在上面贴满了版画和人物犬马的图片。她死后，卡莱尔思人怜物，倍加珍爱，后来甚至在自己的遗嘱中，把屏风赠给甥女玛丽·艾特金。第二件是圆桌上葫芦形古台灯旁供着的长方木盒，当日卡莱尔新婚，歌德寄赠的贺礼数件便珍存盒中：其中的一件是歌德的五卷诗集，上题“卡莱尔伉俪新婚留念”。第三件是卡莱尔坐读用的绿皮扶手椅。椅极宽大，左边扶手上并装有一具阅读架，书本可以翻开斜置于架上，架也可以作九十度的推移，十分便于学者安坐久读，椅前还放着一个圆形的厚垫子让坐者搁脚。这一张体贴入微的安乐椅，是卡莱尔八秩大庆时约翰·福斯特献赠的贺礼。正如情人应该有一张好床，作家也应该有一张宜于久坐的好椅。我在卡莱尔的安乐古椅上坐了好几分钟，感到十分欣羡。

卡莱尔的胃病是有名的。在爱丁堡大学苦读的时代，他就患上了消化不良症，后来一直苦于此疾，以致时常脾气急躁，情绪不稳，甚至影响到他的文体。论者常说卡莱尔师承歌德，其实卡莱尔坚毅而沉郁的风格，和歌德的清逸倜傥大异其趣。歌德难于了解卡莱尔的精神困境，正如卡莱尔之难于欣赏歌德的风流自喜。歌德出入宫廷，周旋于帝王卿相之间，卡莱尔却无意于迎合当道。卡莱尔暮年觐见维多利亚女皇，女皇以为他会侍立应对，不料卡莱尔倚老，只说了一声对不起，便径自坐了下去。卡莱尔是一位悲观的先知，兰姆的谐趣与怪诞他往往不能欣赏。他在笔记里感叹说：“哀哉兰姆，哀哉英国，如此可鄙的畸胎儿竟有天才之名！”我相信福斯特送给卡莱尔的这张扶手椅，是特为一位久患胃疾的老人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