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双城记往（第2/4页）

二

在六十年代的文坛，期刊杂志曾经是为严肃文学证道甚至殉道的重镇。除了同人诗刊之外，《文星》《现代文学》《文学季刊》《幼狮文艺》《纯文学》等杂志，前前后后，撑持了大半个文坛。若要追寻六十年代的脚印，多在此中，因为那时报纸的副刊，除了林海音、王鼎钧少数主编者之外，都不很同情现代文学，所以“前卫作家”之类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半下流社会”。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却有了逆转，副刊渐执文坛牛耳，文学杂志却靠边站了。令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崛起《人间》的“高信疆现象”。……在文坛上，当时写实主义与乡土意识乃应运而生。高信疆适时出现，英勇而灵巧地推进了当年的文运，影响至为深远。方其盛时，简直可以“挟缪斯以召作家”，左右文坛甚至文化界的气候。他的精力旺，反应快，脚步勤，点子也多，很有早年萧孟能、朱桥的遗风，却比前人多了大报的销路、频率、财力可供驱遣。从专题策划到美工升级，从专访、座谈、演讲、论战到大型文学奖的评审，副刊在高信疆的运转之下，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魅力与影响。

这情形，直到一九七八年痖弦从威斯康星学成归国，才有改观。痖弦是一位杰出诗人，且有多年主编《幼狮文艺》的经验，文坛的渊源深广，接手《联副》之后，自然成为另一重镇。于是两大报副刊争雄的局面展开，成为文坛新的生态。在七十年代，报禁未开，每天三大张的篇幅中，副刊最具特色，影响十分深远。作家在大报上只要刊出一篇好作品，就为文坛众所瞩目。反而在解严之后，各报大事增张，徒然多了一些言不及义的港式“无厘头”副刊，模糊了文艺和消遣的区分。在“鸡兔同笼”的浑水里，真正的作家欲求一文惊世，比从前反而要难得多了。

七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只有《中外文学》和《书评书目》等寥寥几种，影响不如六十年代。两大报的副刊不但读者多、稿酬高、言论开放、文章整齐、版面活泼，且多海外作者，视界较宽。两边的编辑部有的是人力与财力，而且勤于邀约海外稿件，因为当时台湾的言论与资讯限制仍多，海外学者与作家乃显得见多识广，尤以对大陆的情况为然，何况人在海外，也比较不怕政治禁忌。所以夏志清的论评、陈若曦的小说，每刊一篇，常会引起一阵轰动。曾有若干作者，在台湾投稿不刊，去了美国再投回来，就登出来了。这种“远来僧尼情意结”（因为有不少女作家），引起一句笑话：“到人间的捷径是经由美国。”

三

香港，当然也是一条捷径。早在七十年代，相对于台北的禁闭，香港是两岸之间地理最逼近、资讯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论却最自由的地区；而在两岸若离若接的后门，也是观察家、统战家、记者、间谍最理想的看台。

……

我去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夏末。这决定对我的后半生，影响重大，因为我一去就是十一年，再回头时，头已白了。如果我当初留在台北，则我的大陆情结不得发展，而我的香港因缘也无由发生，于是作品的主题必大为改观，而文学生命也另呈风貌。历史的棋局把我放在七十年代后期的香港，对我说来，是不能再好的一步。

但是初去香港，却面临一大挑战。英语和粤语并行，西方和东方交汇，左派和右派对立，香港确实是充满矛盾而又兼容并蓄的地方：两岸下棋，它观棋，不但观棋，还要评棋。

我去香港，正值“文革”末期，……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口号是“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言论完全追随新华社，对台湾的一切都予否定。从九龙乘渡轮去香港，中国银行顶楼垂下的大红布条，上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波上赫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