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十章（第2/7页）

这个大队最年老的长者是斯拉木。他自己也讲不清自己的年龄，只记得是出生在青杏开始变黄的一个刮大风的日子。巧帕汗外祖母说，在她做姑娘的时候，斯拉木已经开始蓄长须了。他是七队的护林员。从天不亮，他就活动在林带里，中午也不回去。他不但要给树木浇水、松土、涂白，在这个季节，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防止谁的毛驴或者羊只咬啃树皮，五月的树皮，饱含着多少生命的液汁，遇到那种不负责任的主人的讨厌的牲畜，树林就要遭殃！他一面看着树木，一面也看着行人。他认识这一带所有的人，眼皮一撩他就知道哪个人是为了办事而匆匆地走过而哪个人是散散漫漫地浪荡。他叫住每一个他认为是应该叫住的人，给他们讲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胡思乱想，赶紧到地里去把春季的农事搞好，不要怕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这个汉语措词老人觉得说起来拗口、费解，他是怎么认真学习也听不明白，加上对于“第二国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的说法，他就更是如入五里雾中。他想起了一个词：球筒子，其实是来自汉语的“取灯子”或“取灯儿”，是南疆一带流行的用来引火的薄木片，他干脆将修正主义叫做取灯主义，后来说快了同时他极力摸索读音的汉语特点，乃变成毬灯儿主义，“不要怕那边的毬灯儿主义……”他振振有词地宣讲，他引起了一片笑声，他不是不懂不是感受不到这里的汉语发音的妙处，他很得意，他知道自己的反修批修的水平有相当的高度了。

还有达吾提铁匠和萨妮尔妇女主任。还有热依穆副队长和他的妻子再娜甫……人们在活动着、讲解着、劝说着、争论着、批驳着。他们一面顽强地、耐心地进行着宣传鼓动，一面注视着、了解着群众的思想动态和敌人活动的蛛丝马迹。他们的活动，构成了我们强大的人民政权的喉舌与耳目。

但是，历来比哪个积极分子都要更积极一些的阿卜都热合曼老汉到哪里去了？且慢……

在讲到这一天社队骨干们的平凡而意义重大的活动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忘记里希提。原来地主马木提和他的儿子依卜拉欣的庄园，修得比较大。解放以后又盖了许多房子。公社化以后单独组建了一个队。在老庄子前面，有一株巨大而古老的胡杨树，小小的圆叶子遮住了一大片阳光，夏天在树荫下开会，可以坐下几百人。树枝上挂着一个美国造的炮弹壳，这还是土改那年工作队带来当钟用的。有些不习惯也不喜欢用数序来称呼地名的人（大部分农民觉得用数字命名——一区、二公社、三队等等——太抽象，他们宁愿用一些非正式的但富有特色和直观性的名字——如一株杨、白商店、坑边等等），提起四队来爱说在那棵胡杨树下面或者在那个炮弹壳下面。四队队长、共产党员乌甫尔，绰号叫“翻翻子”。乌甫尔爱抬杠。其实，他未必比旁人抬扛抬得多，抬则必求弄清底里，决不和稀泥、随风倒。再有，他说话又急又快，说话的音调成抛物线轨迹；就是说，他每讲一段话，不管一句也好，十句也好，开始总是声音又低又小，越说嗓门越大调子越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吵架，等到这段话快结束的时候就又渐弱，一直到零。他肤色黧黑，不逊于印度人，而他说话的时候又习惯于略斜着眼睛，露出了非常显眼的眼白，粉红色的厚嘴唇飞快地颤抖着和运动着，这又增加了几分爱抬杠的印象。农村的人爱给人起绰号，有的绰号反映本质，有的则只反映现象。翻翻子这个绰号对于乌甫尔，既是事出有因的，又是很不确切的。

因为，对于公社对于党，乌甫尔不仅不是翻翻子，而且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地忠诚、实在、说一不二。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了那些油滑世故的狐狸们的翻翻子。一九五六年春天，高级社分派乌甫尔去种旱田。他带上一个年轻人，赶上一辆木轮车，套上马匹，拉上犁铧、麦种和草料就去了。所谓旱田，就是指伊犁河谷北面的山坡田。那里地势相当高，无法引渠灌溉，但是土壤肥沃。农民们每年起春去撒上一些春麦或者胡麻种子，八月份去看看，有收成，就去收割，没下雨，也有颗粒无收赔掉种子的情形，一般来说，总还是有点收获的。赶上夏季多雨的好年成，旱田的麦子更是又多又好，磨出面来面筋含量高，和起面团特别有劲儿，最适合做人们爱吃的拉面条。种旱田虽然带有碰运气性质，反映了我们农业生产力的不发达，但仍然是伊犁粮食耕作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是年年都要抓紧的一项工作。那一年乌甫尔上了山，预计五天完成播种任务，结果因为中间遇雨，到了第五天，没有种完。饲草还有，但人吃的干粮却片馕无存。如果回村取食品，来回路上就要走两天，而且完不成任务回村，这样的事情乌甫尔干不出来。于是乌甫尔和那个青年商量：“算了吧，干脆咱们不回去了，明天也就不吃他那个饭了。抓紧时间，把旱田种完再回去喂肚子、休息。”那个青年见乌甫尔态度坚决，就同意了，谁知饿着肚子干活确实不是个好受的事儿。扛起麦种来还不等迈步脑门上就冒虚汗，嘴里老有一种酸苦的味儿往上翻，见到这种情形，乌甫尔打发小伙伴回村走了，自己却咬紧牙关坚持干了一整天，直到深夜。第七天的中午，乌甫尔在胜利完成任务以后，喜滋滋地咧着嘴回到了胡杨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