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第3/4页）

“本，你是说你根本没挨打吗？”柯林斯牧师听到我对巴约先生的回答后问道。

“没挨打，先生。”我说。

“本，跟我们说实话。”父亲回头看我，“说实话。”

我们的视线又对上了。这一次，我没有闪躲。我不说话，哭了起来。

巴约先生抓过我的手，揉搓着：“对不起，对不起。别哭了。”他很喜欢用约鲁巴语同我的哥哥们和我交谈。上次他回尼日利亚是一九九一年。那时他常开玩笑说，我的哥哥们和我，这些黄毛小子学约鲁巴语，也就是阿库雷的通用语言，学得比我们的父母好。

“本。”厢式车快驶进我们区了，柯林斯牧师柔声叫我。

“先生。”我回答道。

“你是个男子汉，现在是，将来也是。”他从方向盘上抬起一只手，“即使他们最后判你坐牢——我希望不会，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不可能会——”

“对，阿门。”父亲插了一句。

“但万一，你要记住，没有什么比为你的哥哥们受难更伟大的了。没有！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我们的主耶稣说：‘世间没有一种爱比为朋友受难更伟大。’”

“对！说得真对。”父亲用假声说，同时用力点头。

“要是他们判你监禁，你不是为一般的朋友受难，而是为了你的哥哥们。”这句话一说完，父亲和巴约先生就抢着附和。父亲大声说：“对！”巴约先生带着异国口音叫道：“绝对如此，绝对如此，牧师。”

“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牧师重申。

父亲用假声说“对”，但声音变了调，连牧师都不说话了。说完这句，父亲诚恳、郑重地感谢了牧师。余下的路程，车里鸦雀无声。虽然我对监禁的恐惧逐渐加深，但想到不管未来我要面对什么，都是为了哥哥们，我好受了一点儿。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

回到家，我就像一只积满了灰土的破瓦罐。戴维在我周围转来转去，从远处观察我，但不跟我对视。要是我走过去拉他的手，他会猛地往后退。我在家里四处走动，像个突然发现自己身处王宫的可怜的陌生人。我小心翼翼地踩在地板上，没有进我的卧室。每迈一步都会让我想起过去，心痛不已。在牢笼般的监狱房间粗糙的地板上待了那么多天，只有一本书做伴，并没有让我感到多么难过。我难过的是我坐牢这件事对父母的影响，尤其是对母亲。另一件让我难过的事是不知道哥哥去了哪里。我一边洗澡一边思索父亲上星期在法庭上跟我透露的事。当时庭审还没开始。他把我拉到法庭的一个角落，严肃地对我说：“有一件事得告诉你。”我注意到他在哭。我们走到别人听不见的地方，他点点头，为了掩盖悲伤想笑一下，但没笑出来。他再次抬头看我，用一根手指擦掉眼角的泪水。他摘下眼镜，用闭不拢的那只眼睛看着我。自从那天他回家时眼睛上包着纱布，左脸上多了个疤，他就很少摘眼镜。他头向前倾，抓住我的手小声说起来。

“阿齐克韦，”他说的是轻柔的伊博语，“你做得很好。别后悔。不过，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千万别让你母亲知道。”

我点点头。

“很好，”他改说英语，声音更轻了，“永远别让她知道。你瞧，我的眼睛没得白内障，是——”他停下来，盯着我的眼睛，“是你杀掉的疯子干的。”

“啊！”我叫了起来，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连站在戴维旁边的母亲都抬起头来，她用双手抱着自己孱弱的身体。

“我叫你别嚷嚷。”父亲的语气像个害怕的孩子，眼睛直往母亲那边瞟，“你知道的，那个疯子居然来参加你哥哥们的追思弥撒，这让我非常难受。我感到很羞愧，我受够了他对我们的伤害。我想亲手杀死他，因为这些人、这个政府不会替我杀他。我带着刀子去找他。我刚一发动进攻，他就把一碗东西泼到了我脸上。你杀掉的那个人差点儿把我弄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