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成书后在泰晤士报上增添的文章和信件（第6/8页）

这和艾格尼丝·灵菲尔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几天前在斯隆街遇见了她。她坚持要带我去喝咖啡，然后她把双手撑在桌子上，一脸忧郁。“自从那天我们在特里萨家吃饭后我还没见过你，那天她还把我和那个可怕的小左派放在一起，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尼什，”我说。

“当然——纳什。”

“尼什，”我说。

“莱什。哦，好吧……”（我最喜欢研究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像艾格尼丝这样的人如何把他们讨厌之人的名字念错，特别是当他或她来自较低的阶层。这可真是一项可悲又幼稚的武器。）

“不管怎样，”她继续说道——尽管我看不出两者间有什么关联——“你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多糟糕多混乱呀。”我说，是啊，真是很糟糕，一切战争都很糟糕：不过说到混乱，我可不这么认为。“哦，当然，”她说，“我们不可能输，或者发生任何类似的情况。但是恐怕我指的是你和我，我亲爱的卡罗琳。上一场战争标志着我们童年的结束：这一场会标志着我们青春的结束。”这话听着很巧妙，以至于我不信任这话：巧妙的东西很少是正确的。当然，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谢天谢地，人可不能靠那样的分水岭来划分人生。

她悲戚戚地总结道，“当然，即使战争的结果还不错，这世界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迄今为止，至少有一打不同的人对我说过这句话了，每一次听到它都令我更加困惑。我在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话的人的丈夫或儿子身处危险之中，那还能令人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从不谈论将来；他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好像它是一间黑屋子里的一小团灯光。不，说那些话的人似乎都是同一类人，他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物质上的安全感和一种舒适的确定感，确定当他们坐下用餐时，训练有素的客厅女仆会走进餐厅垫起靠垫。他们令我厌倦。“这世界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老天，迄今为止（除了在少数像我们这样的幸运之人眼里）这世界真的美好到不能改变了吗？如果我们的信号灯从绿色变成红色，如果开始轮到另一条车流通行，我们真的有权抱怨吗？

此外，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都维持原样：思考的乐趣，意识本身所带来的愉悦，以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那永不消逝的美丽。更不要说别的细微小事，爱，勇气，善良，正直，以及人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恢复能力。战争也许会打破个人记录，但无法摧毁由这些事物构成的大环境。不过，尽管能在信里洋洋洒洒写下这些，我还是没办法早上十一点在斯隆街喝咖啡时对艾格尼丝说出这些话。所以我只是含糊地说道，不，我不这么认为。她叹了口气，带着一种委屈的口吻说道，“我得说，要运气好到能生活在和现在不一样的时代，似乎确实没那么容易。”

可爱的艾格尼丝，她真是帮人理清了思路。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我强烈感受到，哪怕你付我钱我都不愿意生活在别的时代。我没说出口；毕竟，咖啡是她请的。不过当我和她分手后，我发现自己过马路时特别小心，因为要是被车撞到而因此没法见证即将发生的事情，就实在太可惜了。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滞后的悲剧

1939年10月20日

最亲爱的苏珊，

谢谢你的来信，或者说，你的抗议。对，我要道歉——不是因为我在上一封信里说的关于艾格尼丝·灵格菲尔德的话，而是因为我懒得说的话。这是关于写信最糟糕的一点，哪怕是长信。很多时候，你只有时间详细描述某些心情或事件，根本来不及描绘其背景，而无这背景，其特有价值则会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