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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里金雀河两岸悄悄流传着我父亲和一个死人之间阴森恐怖的故事。我和母亲还蒙在鼓里，甚至我父亲也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宣传科长赵春堂把一份批判稿直接送到了综合大楼的广播室里，我母亲拿过稿子一看，纸上虽有工作组的大红印章，稿子的内容却让她产生了疑问，批判封老四呀？为什么要批判这个人，一个普通群众，有什么可批的？人家死了好多年啦。赵春堂严肃地告诉我母亲，封老四的问题已经水落石出，他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我母亲第一次听说这个深奥的名词，她问赵春堂，什么叫阶级异己分子？赵春堂语焉不详，说，工作组以后会解释的，反正阶级异己分子是社会的毒瘤，人死了，阴魂不散，流毒还在，工作组说要批封老四，不仅要在广播里批，以后还要开大会，大张旗鼓地批！我母亲是个组织纪律严明的人，她不再质疑什么，当场打开麦克风，用充满激情的声音朗读了批判稿。也就是这一天，我父亲听到了高音喇叭里蹊跷的大批判文章，母亲的声音并没有让他感到亲切，“封老四”这个久违的名字在油坊镇上空回荡，带着阵阵阴风，阶级异己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父亲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一种模糊而不祥的预感终于变得清晰起来，他一路奔跑着来到广播室，不顾一切地关掉了我母亲的麦克风，别念了，别念了，你知道你在批谁呢？我母亲说，批封老四呀，工作组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你知道什么叫阶级异己分子吗？父亲脸色煞白，指着母亲说，你糊涂透顶，封老四他算什么阶级异己分子？这是隔山打牛，隔山打牛啊！批封老四，就是批我库文轩，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就等于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我父亲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他企图挽回局面，八月里他频频外出，去县城和地区找关系，他也向工作组发出过邀请，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做客，可惜遭到了拒绝。一切都无济于事了。父亲的历史像一块布满荆棘和沼泽的土地，悬疑丛生，工作组在这片土地上挖地三尺，快刀斩乱麻，努力发掘所有的矿藏。进入九月，神秘的鉴定工作告一段落了，尽管《鉴定报告》属于机密，不得外传，但油坊镇的人们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工作组中有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小夏，他对历史知识活学活用，敢于发挥，敢于想象，他怀疑封老四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段，蒙骗组织，让自己的私生子冒充了女烈士的后代。小夏的推测不免过于大胆，话一出口，其他小组成员都倒吸一口凉气，谁也不敢轻易反对，也不敢贸贸然地赞同，工作组组长老杨出于慎重的考虑，建议小夏保留个人意见。小夏的意见最后是否留在《鉴定报告》的“备注”栏里，不得而知，但那个惊人的观点还是在油坊镇悄悄地流传开了。

向广大群众普及宣传的是关于胎记的科学知识。鉴定工作小组利用街头的黑板橱窗，做了一次大规模的科普宣传，他们从科学的人种遗传角度，推翻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鱼形胎记的盲目崇拜，浅显易懂地告知大家：凡是金雀河地区的居民都属于蒙古人种，每个人儿童时期的屁股上都有青色胎记，如果用唯心主义的角度看待胎记，它也许像一条鱼；如果用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那不过是一摊淤血，即使淤血活灵活现酷似一条鱼，还是淤血，纯属巧合，没有任何科学意义。

油坊镇的居民偏偏热衷于没有科学意义的事情。那年秋天油坊镇上忽然流行胎记热，人们狂热地探究着亲朋好友的胎记，同时也从别人的嘴里探听自己胎记的大小形状，开始那股热潮局限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圈子里，渐渐地胎记热蔓延开来，从男孩到老汉，凡是男性几乎都卷入了这股热潮。在油坊镇的公共厕所甚至僻静的街角，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男孩们褪下裤子，撅着屁股，认真地比较各自屁股上的胎记。而热气腾腾的公共浴室是胎记热的天堂，大家一丝不挂，多么方便，人们的目光都肆无忌惮地追逐着别人的屁股，当场做出公正的评价。胎记是良莠不齐的，颜色深的，形状大的，人们不吝赞美之词；而颜色浅的若有若无的胎记，普遍地受到了公众的轻视。我们必须承认胎记热的愚昧和荒唐，但是这次热潮过后人们还是有所收获。人的后脑勺是不长眼睛的，原本看不见自己的屁股，幸亏胎记热，它让你借助别人的眼睛，认清了隐蔽的生命的徽章。好几个人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知道自己屁股上也有鱼形胎记。鱼形胎记其实品类繁多，有的像娇贵的金鱼，有的像野性的鲤鱼，还有的肥大笨拙，像一条海洋里的鲳鳊鱼。胎记热当然也惹了祸，个别人的屁股一下暴露了问题，或者黧黑或者白净的屁股浑然天成，不知道是胎记褪了色，还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青色胎记。你可以想象这种异相带来的后果：有的主人很慌乱，立刻把屁股遮蔽起来，谁也不让看；有的主人如同遭受天谴，当场面如土色；也有像五癞子这样的无赖，大家都说他是个没有胎记的人，他偏不承认。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家门口痛打他弟弟七癞子，别人怎么劝他也不肯罢手，原来七癞子不懂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他跑到哪儿都要告诉别人，我家五癞子的屁股，没有胎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