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3/15页）

“我会想想办法的。”基辛格说。

佩罗狂喜。“太感谢了！”

“把详情写成报告发给我。”

“我今天就给你送去。”

“我会联系你的，罗斯。”

“谢谢。”

电话挂断了。

佩罗喜出望外。基辛格记得他，态度友好，而且愿意帮忙。他要一份报告，EDS公司今天就能送给他——

佩罗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基辛格是在什么地方同他通话的——可能是伦敦、蒙特卡洛、墨西哥……

“萨莉？”

“什么事，先生？”

“你查到基辛格在哪儿了吗？”

“是的，先生。”

基辛格正在纽约东52街临河别墅区的高档公寓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东河。

基辛格清楚地记得罗斯·佩罗。佩罗外表粗鲁，但内心善良。他资助的活动——通常同战俘有关——赢得了基辛格的同情。越南战争期间，佩罗勇敢地发起了关注战俘运动，尽管有时候基辛格觉得佩罗做得有点过。如今，佩罗的两名朋友在异国入狱。

基辛格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伊朗正处在内战爆发的边缘——正义和合法程序如今在那里毫无价值。他也拿不准自己能否帮上忙。他想出手，因为这是该做的。他虽然已不是国务卿，但他还有朋友。他决定一收到达拉斯发来的报告就给阿尔德希尔·扎赫迪打电话。

佩罗对同基辛格的谈话很满意。“罗斯，我知道你是谁。”这句话比黄金更宝贵。出名的唯一好处是，名气有时候会帮你把事情搞定。

T.J.走进办公室。“我找到了你的护照。”他说，“里面已经有去伊朗的签证了，但罗斯，我觉得你不应该去。这儿的人都能处理这个问题，但你是我们的首脑。在我们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决不能同你失去联络——无论你是在德黑兰还是在飞机上。”

佩罗已经把前往德黑兰的事都忘掉了。过去一小时他听到的消息让他备受鼓舞，开始觉得自己没必要去德黑兰。“你也许是对的。”他对T.J.说，“我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沟通协调。目前我不会去德黑兰。”

4

亨利·普雷希特可能是华盛顿最忙的人。

他在国务院工作多年，爱好艺术和哲学，富有古怪的幽默感。1978年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几乎都出自他之手，因为他的上司——直至卡特总统——把精力放在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上。

十一月初，伊朗的局势开始升温，普雷希特就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九点。而那些该死的得州人打起电话来就没完没了，似乎以为他整天无事可干一样。

问题是，伊朗危机并不是普雷希特唯一要操心的权力斗争。在华盛顿，普雷希特的上司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正斗得不可开交。

万斯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反映美国的道德。卡特总统也持相同的看法。美国人民信仰自由、正义和民主，他们不愿支持独裁者。伊朗国王就是独裁者。国际特赦组织称伊朗的人权状况世界最糟，国王大规模运用酷刑的报道也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证实。既然是中情局帮国王获得了权力，是美国在背后支撑着这个政权，那言必称人权的总统就不得不对伊朗做出干预。

1977年1月，卡特暗示独裁者不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但卡特优柔寡断——那年晚些时候，他访问了伊朗，对国王盛赞有加——但万斯坚信伊朗人权政治的实现不远了。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则不这么认为，这位国家安全顾问笃信权力。他觉得国王是美国的盟友，应该获得支持。当然，美国应该敦促他停止使用酷刑，但现在还不是这么做的时候。他的政权岌岌可危，此时绝不能放松管控。那什么时候才合适？万斯一方问。二十五年来，国王的统治都很稳固，但他从未有民主化的倾向。布热津斯基答道：“中东地区难道有民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