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6/63页）

餐桌很快被铺上一层刺绣桌布，晚饭随即上桌——一盘奶酪，风干香肠，新鲜香肠片，沙拉和一块散发着格洛弗太太的茴香蛋糕气味的黑面包，还有一份香甜的水果羹，令她切实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外国。（“冷水果羹！”她写信给帕米拉，“格洛弗太太知道了会怎么说！”）

连已故老夫人的卧室都变得更宜人了。床垫柔软、舒适，床单四边用手工钩了一圈花，床头灯上罩着一个可爱的粉红色玻璃灯罩，使光线柔和温暖。不知是谁——也许是克拉拉，厄苏拉猜想——在梳妆台上的小花瓶里插了一小束木春菊。厄苏拉一爬到床上就累倒下了（床很高，要踩着小凳子才爬得上去），满怀感激地沉入了一场深沉无梦的睡眠，丝毫未受前人幽灵的困扰。

“当然，当然要先放个假啦。”翌日，伯伦纳太太在早餐桌上说（早餐与前夜的晚餐惊人地相似）。克拉拉正“处在安顿前的最后阶段”。她已经完成了艺术课程的学习，但还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她郁闷地说自己正为虽想离家“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在德国“没有多少人有钱消费艺术”而气恼。克拉拉的房里有几张她的画，大幅尖锐的抽象派油画，与她温柔和善的性情大相径庭。厄苏拉觉得她以此为生的机会渺茫。“大概我只好去教书了。”她痛苦地说。

“是呀，真还不如去死。”厄苏拉明白她的痛苦。

克拉拉偶尔去谢林大街的摄影工作室帮忙，负责相片构图。伯伦纳太太有个熟人的女儿在那里上班，能说得上话。克拉拉和那熟人的女儿——伊娃——曾上过同一所幼儿园。“但构图难道不是很难吗？”克拉拉说。摄影师——霍夫曼——是新任总理的“御用摄影师”，“所以我跟他的客人都很熟呢。”她说。

伯伦纳一家并不富裕（厄苏拉想，所以他们才会出租卧室给她），克拉拉认识的所有人也都不富裕。不过，在1933年的当时，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与富裕无缘。

虽然没什么钱，克拉拉决定还是要好好度过暑假的剩余部分。她们去卡尔顿茶室和王宫花园边的海克咖啡馆，敞开肚子吃薄煎饼108，喝热巧克力109。她们在英国花园里几小时几小时地散步，然后吃冰激凌，喝啤酒，把两张脸都晒成了粉红色。也同克拉拉弟弟赫尔穆特的朋友——一群分不清谁是谁的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一起泛舟、游泳。赫尔穆特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正在波茨坦一所元首创办的新式军事学校学习。“他热衷party。”克拉拉用英语说。她英语说得非常好，且喜欢与厄苏拉切磋。

“应该说parties，”厄苏拉纠正她，“我们会说‘他热衷parties。”克拉拉大笑，摇摇头：“不，不，的确是Party。不是派对。是说纳粹党。你知道吗？从上月开始我们已经不能加入其他党了。”

“希特勒掌权后，”帕米拉写信教导厄苏拉，“出台了一项授权法。德国人称为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英译为‘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例’。多么华丽的名目，民主就此取消。”

厄苏拉天真地回复：“但民主总能拨乱反正的，就像一直以来一样。这个政权也会过去。”

“不会这么容易。”帕米拉回复。

帕米拉素来不喜德国，所以坐靠市立游泳池或河畔，与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一起晒太阳的厄苏拉，很快就把她的这番话给忘记了。这些男孩身上的短裤都短得出奇，游泳裤也小得吓人，个个几近全裸，但行止自如，令厄苏拉深感惊讶。她发觉德国人总体上似乎并不介意在彼此面前脱光。

克拉拉还认识一群更有文化的人——她在美术学院里的朋友。他们似乎更喜欢坐在烟雾弥漫、光线暗淡的咖啡馆里，或到各自脏乱不堪的住所聚会。他们喝很多酒，抽许多烟，谈论艺术与政治。（“所以说，”厄苏拉写信给梅丽，“在这两群人之间，我得到了全面教育！”）克拉拉的美院朋友都不修边幅，不服政权，不喜欢慕尼黑，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地方狭隘主义的老窝”，且每时每刻都在讨论迁往柏林的事。她发觉他们花大量时间谈论要做什么，但真正着手的时候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