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25/63页）

“托德小姐？”

“什么事，德金先生？我又想远了。”这几天，她总是这样——身处可怕境地，却泛起对过去美好的回忆。仿佛漆黑中发出一缕缕银色的光。

两人疲惫地向废墟走去。德金先生将街道住户表递给她，加入人链一道运起了垃圾。没有人用铲子挖，大家都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在用手捡。“上面很容易塌。”排在废墟底端的一个救援队员解释说。一根梁柱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正在往废墟（与其说是废墟，不如说是火山更确切，厄苏拉想）下运。许多重型救援队员从前都是建筑工人——砌砖匠、搬运工之类——厄苏拉心想不知他们攀爬被拆解的楼体时会不会奇怪、是否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不过说来这些人也都很切实际，除了解决问题心无旁骛，应该不会产生这样梦幻的想法。

偶尔一个声音会要求大家安静——虽然不可能安静，因为头顶的空袭仍在进行——然而大家都会停下手头的事，静候废墟顶端的人努力捕捉废墟中生命的迹象。这看来没有任何希望，但是闪电轰炸教会了人们一件事：即便最不可能生还的境况里，也会有生还者；而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也会有人遇难。

厄苏拉在昏沉中寻找标识事故管理人员岗亭的蓝灯，却看见伍尔芙小姐踏着碎砖径直向她走来。“很糟糕，”她走到厄苏拉跟前，平静地说，“他们需要轻的人。”

“轻的人？”厄苏拉重复道，不知为何似乎听不懂这句话。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吞并后，她加入了防空部，成为一名指挥官，突然意识到欧洲已经完蛋。（“你真是个悲观的卡珊德拉。”希尔维说，但厄苏拉在内政部防空署工作，的确能更清晰地预见未来。）二战伊始，防空指挥官一职一度只是个笑话，而现在他们却成了“伦敦防御力量的中流砥柱”——此话出自莫里斯。

她的同事过去干什么的都有。高级指挥官伍尔芙小姐曾是医院护士长，又痩又高，像把火筷子，铁灰色的头发干干净净梳成一个发髻，不怒自威。副指挥官有前文所说的德金先生，后勤部工作的西姆斯先生，还有曾任银行经理的帕尔默先生。后两人曾参加一战，如今再打二战已嫌太老（德金先生则强调自己“因体质问题无法服役”）。此外还有曾在剧院唱歌剧的阿米蒂奇先生，由于歌剧院都没了，就常唱些《女人善变》或《快给大忙人让路》之类的轻快曲子让他们取乐。“都是些脍炙人口的咏叹调。”他对厄苏拉坦白说，“多数人都不喜欢太耗费脑力的东西。”

“我不管什么时候都爱听阿尔·波利的老歌。”勃洛克先生说。勃洛克先生的名字取得与他本人相得益彰（他叫“约翰”170）。按照伍尔芙小姐的说法，他这个人“有问题”。诚然，他身强体壮——参加摔跤比赛，在本地健身房练举重，也常光顾几家不入流的夜总会，认识些美艳的“舞者”，其中一两个还“偶尔造访”过他的棚屋，被伍尔芙小姐像赶小鸡一样轰出去了。（“是跳舞的才怪。”她说。）

最后，队上还有个柏林人齐默曼先生（“请叫我嘉比。”他说，但谁也不这么叫），曾是交响乐团小提琴手。大家提到他，都称“我们的难民”（希尔维家的转移儿童也因他们的境况被冠以相同的名字）。1935年乐团巡演时他“跳了船”。伍尔芙小姐在难民委员会认识他后，费很大劲才保住了他和提琴，使他既未遭关押，也不被遣送到大西洋致命海水的另一端去。大家跟随伍尔芙小姐的领导，从不用英语称他先生，而始终叫“Herr”171。厄苏拉知道伍尔芙小姐这样做是为了叫他有回家的感觉，但实际效果却只是让他更觉得自己身处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