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盲窗（第9/25页）

这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上课前被叫到寄宿学校校长跟前。他呼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我母亲马上会打电话来（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叫我“菲利普”，而平日里，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到那个时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而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她的其他表现，不管是说话、唱歌、大笑还是无休无止的抱怨，都逐渐消失了。可她当时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低沉得就像一个刚从邮局的电话亭里传出来的声音，单调而清楚。她说，父亲和她商量好了，让我离开这个“男子学校”，转到一所普通学校里，而且立刻就转。两个钟头后，她会乘坐邻居的车到达，在楼下大门口等我。她已经给我在克拉根福特的高级中学报上名了。“明天一早，你就会进入你的新班级。你将坐在一个姑娘旁边。你天天要坐火车去。你可以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餐厅不再需要了；父亲正在给你做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想要反对，可突然又不再反对了。母亲的声音是一个判决者的声音。她对我能知道的都知道了，她为我负责，她作决定，而且由她来宣布释放我的决定，刻不容缓。那是一个从内心深处跃起的声音，一个毕生都在那儿积聚的沉默中迸发出来的声音，仅仅就这一次。这样的积聚也许正是为了在仅有的一个时刻，把握住合适的机会，令人折服和一劳永逸地来行使权力要求。这声音随之又会立刻回归到那沉默之中。在那里，它的臣民拥有了王位和帝国。那也是一个轻快的、让人振奋的、简直是舞蹈般的声音，几乎和老生常谈不分你我。我把母亲的这个决定告诉给校长。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转瞬间，一小队兴高采烈的人马，穿行在那广阔的原野上，带着这个被赦免的家伙和放在后座上的旅行箱，行进在一片高高的天空下。在灿烂的阳光里，仿佛汽车的顶盖被掀开了似的。每当我们前方的道路没有车辆时，手握方向盘的邻居就手舞足蹈，蜿蜒蛇行，并且放声歌唱游击队歌。不知道歌词的母亲随着一起哼唱，其间拖着一种越来越庄重的音调呼叫出点缀在我回家路上左右两边的地方名字。我感觉眩晕，紧紧地抓住旅行箱。假如我当时要说出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的话，那也不会是“轻松”、“高兴”、或者“幸福”，而是“光明”，几乎是太多的光明。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称心如意地回过家。这期间，恰好就在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每次回家的行程都是在一种隆重喜庆的启程气氛中进行的。这不只是因为除了夏天外，我们只是每逢神圣的节日时才被允许离开。在圣诞节前夕，那些被释放的学生顾不上天空还一片漆黑，就冲下山去，首先抓住时机离开那条盘道，带着行李越过栅栏，仿佛走在一条直行线上，穿过那陡峭的、荒无人烟的、冻得实实在在的牲畜攀爬的坡地，继续跋涉过那片溪水释放着雾气的沼泽地，直奔向火车站。接着，在火车行驶中，我站在车厢外面的平台上，和其他人拥挤在一起，我的耳边回响着他们高兴的吼叫声。天依然还没有发亮，笼罩着一片把天地合拢起来的强劲的黑暗，上面是群星闪耀，下面是从火车头里飞出的火花。这种黑暗的力量空间被那自然力交织为一体，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会把它想像成某种神圣的东西。看样子，仿佛我根本就不用再特意去呼吸了。那流动的空气让我的内心热血沸腾，直涌向鼻腔。我听到了身旁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欢呼声，听到了自己只是默默地埋在心底里的欢呼声。这欢呼声来自那隆隆运转的车轮，那嗒嗒鸣叫的铁轨，那咔啦作响的道岔，那指引开道的信号灯，那确保道路畅通无阻的道口杆，那响彻在这整个呼啸而去的铁道系统里的噼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