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11页)

纳特·狄克斯坦觉得阿什福德教授已经尽显老态。现在,除去一圈白发,头顶完全秃了。他稍稍有些发福,动作也有些迟缓,但在他的眼睛里依然闪着求知的智慧之光。

苏莎说:“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爸。”

阿什福德看着他,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年轻的狄克斯坦!好啊,我真有福气!我亲爱的朋友。”

狄克斯坦握着他的手。握得很有力:“你可好,教授?”

“结实极了,亲爱的孩子,尤其是有我女儿在这儿照顾我。你还记得苏莎吧?”

“我们一上午都在回忆往事呢。”狄克斯坦说。

“我看见她已经让你扎上围裙了。这么快,就算在她来说,也是够快的了。我跟她说过,照这样子,她永远都找不到丈夫的。把围裙解下来吧,亲爱的孩子,来喝上一杯。”

狄克斯坦对苏莎苦笑了一下,便照做了,跟着阿什福德走进了客厅。

“雪莉酒吗?”阿什福德问道。

“谢谢,来一点吧。”狄克斯坦猛然醒悟到,他来此是有目的的。他要在阿什福德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从他嘴里探听情报。他实际上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有些失职,此时他必须把思绪回到工作上来。但是他想着,一定要轻描淡写、不动声色。

阿什福德递给了他一小杯白色的雪莉酒:“好啦,跟我说说,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

狄克斯坦啜饮着雪莉酒。酒味十分酸涩,正是他们在牛津喜欢的那种。他把对哈桑和苏莎说过的故事给教授又讲了一遍,谈到了为以色列的葡萄酒谋求出口市场的事,阿什福德问了些相关的问题。年轻人是不是离开农庄进了城?时间和繁荣已经侵蚀了农庄的共产主义理想吗?欧洲的犹太人是不是已经同非洲和地中海东岸的犹太人融合并通婚了?狄克斯坦一概给予了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回答,而不再多言。阿什福德礼貌地回避着他们在以色列的政治伦理上的对立观点,然而,在他涉及的以色列问题背后,隐藏着热衷于打听坏消息的痕迹。

还没等狄克斯坦有机会提出他自己的问题,苏莎就叫他们到厨房用餐了。她的法式三明治个头大、味道好。她还打开了一瓶红酒来佐餐。狄克斯坦这下明白了阿什福德为何会发福。

喝咖啡的时候,狄克斯坦说:“两三个星期之前,我碰上了一个同期学友,就是在卢森堡。”

阿什福德问:“是亚斯夫·哈桑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知道他住在卢森堡。”

“你常跟他见面吗?”狄克斯坦问道,心里想着:轻描淡写,不动声色。

“这么些年里,有好几次吧。”阿什福德停顿了一下,“需要指出的是,狄克斯坦,给你带来一切的几场战争,却把他的一切都带走了。他家失去了全部财产,住到了难民营里。他对以色列恨之入骨,是可以理解的。”

狄克斯坦点点头。他此时几乎可以肯定,哈桑是在这场游戏之中了:“我没跟他待多少时间,我正在赶飞机。他别的方面的情况呢?”

阿什福德皱起了眉头。“我发现他有点……心不在焉,”他结束了自己的话,由于没找到合适的英文字眼,便用了一个法语词,“突然的召唤让他得立即跑掉,取消既定的约会,总有莫名其妙的电话,然后神秘地失踪,或许这就是一个失去财富的贵族的做派吧。”

“也许吧。”狄克斯坦说。事实上,这是一名特工的常态,此刻他已经百分之百地肯定,与哈桑的那次不期而遇暴露了自己。他说:“你还见过我们那一届的其他人吗?”

“只有老托比。他如今坐上了保守党的前排议席了。”

“真棒!”狄克斯坦高兴地说,“他总是像个反对党发言人那样讲话——既自负又防备。我很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