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8/15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公司弄出的动静越来越大，省里多个部门先后有要员介入，这些人包括省府副秘书长、副检察长、公安厅副厅长、交警总队政委、交通厅厅长等等。阳城方面接到的电话越来越多，受到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于树奎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将阳城机关搅得开了锅。

这些情况，很快反馈到了黄一平那儿。他知道，东方公司通过各种关系打听两位办案人员，主要巨的是要显示其广泛而特殊的后台背景，意在吓退这边不再深入调查，动机倒也单纯。然而，于树奎他们得知了信息，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旦他们知道了事情真相，明白是廖志国在组织专案调查，那就有可能打草惊蛇，促使其订立攻守同盟、串供翻供，或者寻找关系人进行阻挠破坏，甚至会让案件查处半途而废，其后果相当严重。现在，事情真相没有查明，证据没有到手，一切都还只是个未知数。因此，在对情况进行了一番冷静分析后，他马上果断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请纪委书记何长来出面，直接对市检察院检察长说明真相，由他负责统一对外发布有关信息，稳住于树奎一伙。

其二，通知坐在东方公司的二位同志，立即撤离省城返回阳城，同时要做出较低姿态以麻痹对方。

市院检察长是一位从省院下来的干部，平时与阳城官场各派均无多少牵连，只与纪检书记何长来暗中交往密切。其原因一是彼此皆由省里下来，有些共同话题。二是纪委与检察院时常联合办案，交往较多，且后者多受前者领导与节制。

何长来将情况同检察长概略说了，道：“这个事情，由你出面解释更利于案件查办。”

检察长知道纪委书记话的分量与意图，马上对外说明：“这个事情本来我们也不想查，是海北有出租车司机向检察院反映，说是一批汽车存在质量和价格问题，可能涉及国家公职人员受贿渎职，因此我们就向纪委汇报了，两家联合派人出去了解一下情况。现在事情大概也清楚了，没有查到贪污与渎职的问题。事情查到这一步，我看可以收手了。”

省城东方公司那边，两位专案人员也主动找到经理，以半是告别半是抱歉的语气说：“对不起，误会了。既然大家都有共同的朋友，那彼此也就都是朋友了。下次到了阳城，一定来找我们！”

于树奎们看到事态急转直下，本来还心存些许疑惑。后来，看到纪委处长与反贪局副局长果然回到阳城，知道检察长所言不虚，这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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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平密捕任潮涌的方案，得到廖志国的首肯后，照例报与朱玉、何长来知晓，便马上付诸实施。

这本是一个无奈之举，事情过后回头再看，却又是一着收效甚为奇妙的高招！

任潮涌乃海北县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虽然排名靠后，却因为深得局长吴少红信任，实际上是局里的二号实权人物。此公与吴少红一样，也是县委书记于树奎的亲信。

本来，按照黄一平与身边高参的商议，“419”专案按照由外而内层层剥笋的方式，应该能够循序渐进地查明真相，收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效果。可是，调查东方公司受挫，又差点惊动于树奎，使黄一平进一步意识到此案的极端复杂性。现在看来，按部就班并不适用于这个特殊案例。于是，他接受了专案组专家的建议，反其道而行之，直接从海北这头入手，采取直捣黄龙术，以期尽快获取到关键证据。

追根溯源，海北是事件的源头，参与者与知情人不少。之所以选择任潮涌，黄一平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

据黄一平在海北的多条眼线通报，海北这批出租车的更换，从开始时制订方案、确定车型，到后来的接洽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再后来处理司机群访、办理补偿手续，任潮涌皆是海北官方的主要代表，并直接参与了各环节的具体办理。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个官位仅为副科的任潮涌，将事情办得如此糟糕，令县里被动不说，还让于树奎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竟然照样升官、得宠，未受到丝毫责难与挫折。由此不难推断，这个任潮涌一定掌握其中的秘密，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而且距离核心不会太远。此为拿任潮涌开刀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