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5/6页）

伯雍说：“新学说无论怎样宣传，我想中国不容易受传染，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虽然有四千多年的专制，不过是个名目，一切有形无形的阶级，都仿佛是一种抽象名词，一点权力和威力的意思没有。譬如三纲五常等等，都是无形的阶级。其实长幼尊卑、男女有别的事，正是往理想国里造就的一种哲理。至于所有人民的生活，极力地要往水平线上做，如同古时的井田制度，那简直是均产主义。后来井田虽废，但是既为农民，大都有地可耕，一亩半亩，也能自己买卖。四千余年的国家，有多少皇帝，有多少贵族，始终未见中国有一个大地主，有一个大资本家。中国所有的土地农产，无论改多少朝代，依旧分散在人民手里。若在外国讲究权利的国家，哪里有这样的德政呢？以俄国而论，所有的耕地，多一半属于贵族和大地主。农人不叫农人，唤作农奴，对于土地，一点权利没有。贵族和大地主，役使他们，和牛马一样。所以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先生，于他所著的小说《复活》里面，极力主张无论何人，对于土地不能享受所有权，他说土地和空气海水一样，谁都能利用，可是谁也不能买卖占有。他这种主张，就皆因大地主的权利太大了，国家的土地，差不多都被他侵占了去，将来要置社会死命，所以他极力反对土地私有。中国自有史以来，我还没看见过这个现象，因为中国的君主，但分贤明一点，多一半要以圣人自居，一道谕旨，真能有利于民。中国的贵族，但分读几本书，都要以贤公子自居。他们的生活，都是很超逸的，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很不注意。譬如前清的王公贝勒，虽然有多少土地，日久天长，自己也不知有多少了，而且反都落在佃户和庄头手里。外国人拿农人当奴隶，中国却是佃户拿地主当大头，没有多少日，主子倒是奴隶，奴隶倒成主子了。这事虽然不平，足以证明中国绝没有大地主，亦绝没有资本家，所以照外国人所倡的学说，中国人一定不欢迎，因为此说一行，中国的农人，必然全体反对，所以我说中国社会的组织，还不至诱引危险学说之流入。”

凤兮道：“你所说的远是中国以前的事，不是中国以后的事。你要知道中国的社会组织变了，中国以前讲究贤人政治，现在虽然共和，应当讲究庶民政治，却不想成了滑头政治、无赖子政治，而白又添了一种有枪阶级，滑头无赖子。有枪阶级，都是以发财为能事的，他们为急于发财，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权利都敢贪。前清时代的光蛋276，如今成了大资本家的很多，如同梁士诒，他怎就会当了财神呢？他的行为，若在贤人政治时代，早就应该查封的。可是现在不但没人查封他，而且有许多政客，仰他鼻息，都愿意给他做干儿子，袁世凯也要指着他做皇帝。他们又有钱又有官，将来他们必要垄断中国的金融，演成一种特别资本制度，于国民产业上，必加以十分危险的影响。因为他们垄断中国财源，第一要扶殖277自己势力，第二要厚结党羽，他们的钱，一点也不能用到国产的开发，不过供政争之用。他们无论得势不得势，他们的资本主义，确是与国民经济有大害的。中国的经济能力，完全操在少数几个人。他们又不去做生产事业，将来若说没有社会革命党发生，杀了我也不信的。有权的武人，当初也是穷光蛋，他们见梁士诒一派这样有钱，谁不眼红？他们不但瞪着眼要敲他的竹杠，环顾左右，都是伏在自己威力以下的。他们有一省的地盘，便能致几千万的财产，甚至有管辖他们二省以上的，搜括278的财产，能说少吗？以我们乡下而论，只为出了一位师长，全县耕地差不多都被他买了去。河间一邑，谁不知都属了冯国璋？我们知道的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的，更不知其数。现在不过民国二三年，便出了这些资本家和大地主，将来更不知演成什么样的局面？所以我很替将来的社会发愁。将来不但农民要吃老大的亏，便是我们士流，吃饭的机会也很少了。不出十年，中国必成政客和武人的天下，他们不但要遂政治上的欲望，而且也要做资本家、大地主，中国本来不照俄国那样黑暗，可是他们正往那条道上驱，他们简直在那里造就社会革命党，将来必然惹起极大的反动。他们只知优越的权力，足以压倒一切。他们不知人心溃裂以后，有多大危险。他们也不想外国思想之侵入，有多速的程度。假如我悬揣的问题，是一种杞忧，我想现在绝对不能是民国，一定还是前清的帝政。我想社会国家的组织，无论怎样完密，有时必定呈露偏颇不平的现象。那现象，被大多数人诅咒时，自然而然要起反动。黠者乘之，必至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话，真是古今中外为政者之天经地义，社会均产主义，便是‘不均’二字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