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全国通缉（第9/13页）

第二天，我被送到了纽约和加拿大的边境，交给了美国边境巡逻队，他们又把我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然后我被带到了纽约，并关进了那里的联邦看守所。

一位联邦专员提审了我一次，然后他把我的保释金定在25万美元，并把我还押至看守所，等候各方起诉人决定最终的审判地点。

两个月后，佐治亚州北部地方的律师获得优势，于是，美国联邦执法官将我送至佐治亚州富尔敦县拘留候审。

富尔敦县的监狱就像是虫子的巢穴，一个活生生的蟑螂窝。这个恶心的监狱有间活动室，我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位犯人。“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伙计，”他对我说，“这个烂屋子里唯一像样的地方就是医院了，不过你只有快死的时候才能去那儿。”

活动室里唯一像样的设备就是一部公用收费电话。我投了一毛钱进去，拨打了值班警察的电话。“我是约翰・佩茨基医生。”我用非常权威的口气说道。

“我的一位病人被关在你们监狱，他叫弗兰克・阿巴格内尔。阿巴格内尔先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会经常发生昏迷，如果你能把他安排在你们的病房里以便让我探望，并给予适当治疗的话，警官，我将对此十分感激。”

三十分钟不到，一个看守把我押送到医院看护室，听到我打电话的其他犯人见了，都露出钦佩的笑容。

一个星期后，来了一名美国联邦执法官，他将我带走转押至亚特兰大的联邦拘留中心候审。就在那里，我上演了一场史上最滑稽的越狱行动。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起码我觉得十分有趣，直到现在，这一幕幕依然让我回味无穷。

实际上，与其说这是一场越狱，倒更像是一次恰逢天时地利的驱逐行动。我被安置在拘留中心的时候，全美国的监狱正在遭受各方民权组织的谴责，国会委员会和司法部正在对此彻查调研。监狱调查员们加班加点地明察暗访，召来了监狱管理人员和看守们的怨恨和抵触情绪。

我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带进去的。押送我的联邦执行官手里并没有转押我的相关委托书，不过脾气倒有的是。

入狱管理负责人接二连三地问了执行官许多问题。我是谁，为什么我要转来这里，为什么执行官手里没有相关证明文件？

联邦执行官按捺不住了。“法庭命令送他来这里的，”他厉声说，“给他找个该死的牢房关起来，给他点食物别让他饿死就好了，我们回头会来接他的。”

负责人很不情愿地把我收押进去。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那个执行官已经摔门走人了。根据我后来得知的情况看，我想，要是当时我跟着他走出去的话，也不会有人来阻止我的。“又是个该死的监狱调查员，嗯？”押送我去牢房的看守嘀咕着。

“我不是，我是来这里候审的。”我实话回答他。

“哦，当然。”他讥笑着，砰地关上了牢门，“你们这些浑蛋总以为自己很机灵是不是？上个月你们这帮人害的我们这里两个人丢了工作。我们已经知道怎样来看穿你们了。”

他们没有给我发其他犯人穿的白色棉布囚服，而是准许我穿平时的衣服。另外我还注意到，我的牢房虽谈不上豪华，但也足够舒适。食物很好，每天还给我送来亚特兰大的报纸，虽然时常带着冷嘲热讽。他们从来都不叫我名字，总是以“卧底”“奸细”“007”，或者其他嘲弄的字眼代替，暗示我就是他们假想的监狱调查员。在第一个星期里，我就有两次在亚特兰大的报纸上读到了关于联邦各监禁机构情况的报道，我这才意识到，他们是真的把我当成一个来卧底的联邦调查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