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锒铛入狱（第2/14页）

我买了辆雷诺，款式宽敞舒适，价格适中，不会吸引别人的注意。两个星期不到，这个新环境就已经让我感到安心和舒适了，完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如果上帝在葡萄质量上对地中海的朗格多克有所亏欠的话，那他肯定在当地人身上做了弥补。总的来说，他们是一群身强体壮、热情友好、彬彬有礼、喜欢与人打交道的民众，遇人总是面带微笑，给予帮助。我周围的家庭主妇们时常来敲我的门，给我送来点心、刚出炉的面包，或者她们做的其他美味。我最喜欢的是住我隔壁的邻居，阿尔芒・佩里格。他是个身材高大、皮肤粗糙的七十五岁老人，仍然在葡萄园里做监工，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他第一次来看我时，带来两瓶葡萄酒，一瓶红的和一瓶白的。“我们的葡萄酒大部分都不合美国人的口味，”他的声音低沉却很和蔼，“但在朗格多克还是有几种优质的葡萄酒，比如像这两瓶。”

虽然我不是品酒师，但喝过这种优质葡萄酒后，便决定再也不去碰其他酒了。不过，葡萄酒是蒙彼利埃人喝得最多的液体。每顿午餐和晚餐都少不了葡萄酒。甚至我还见过有人早饭时都在喝。

我从阿尔芒那里了解到，朗格多克在生产葡萄酒上的坏名声其实和上帝没什么关系。他说，将近一百年前，有种叫葡萄根瘤蚜的虫子毁坏了法国所有的葡萄园，对葡萄酒产业几乎是个致命的打击。“我听说这种害虫是依附在从美国进口的葡萄藤根上，被带进法国的，”阿尔芒说，“但我不知道这说法是不是真的。”

不过，阿尔芒对我说，他知道有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法国有许多葡萄藤的根茎都是美国的，因为它们对这种虫子免疫，所以把法国的葡萄藤嫁接在上面。在我取得他的信任之后，他又偷偷告诉我，美国和其他国家消耗的朗格多克葡萄酒其实要比他们自以为知道的要多得多。

他告诉我，几乎每天，灌满朗格多克廉价葡萄酒的酒罐车都要突突地向北行进到几个大型的酿酒区，在那里，酒罐车里的廉价酒会被掺进勃艮第和波尔多的优质酒里。“这叫掺兑，就像往威士忌里加水一样，”阿尔芒说，“我认为这么做不厚道。”

他对我说，蒙彼利埃是学习关于葡萄酒方面知识的好地方。“法国的葡萄酒大学就在我们城市里，”他自豪地说，“你可以去那里学习学习。”

我一直没有去那所大学。尽管我会在社交场合逢场作戏地喝上几口葡萄酒，但我喝不出什么名堂来，所以根本就没有学葡萄酒方面知识的念头。阿尔芒透露给我的那些星星点点的情报信息已经很让我满足了。他是个好老师，并且从来不考试测验，也从来不给我打分。

保持忙碌对我来说十分困难。游手好闲真是个苦差事。我花了很多时间开车到处转悠。我会开车到海边，花上几天工夫考察沙丘。或者开车去西班牙边境，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山麓上徒步几个小时。偶尔，我也会参观阿尔芒工作的葡萄园，或者其他葡萄园主的果园。在第一个月的月末，我开车去了外祖父母居住的小村庄，和他们一起住了三天。我的外祖母定期和我的母亲通信，因此对家里发生的事情全都了如指掌。我小心谨慎地从她嘴里套出家里的情况，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离家出走了。我的母亲很好，两个哥哥和妹妹也是。父亲仍旧在向母亲讨好，外祖母觉得这十分有趣。看来，母亲告诉外祖母我正在“免费搭车”周游世界，寻找一个目标，努力为将来做打算。我的这次拜访更加加深了他们这种印象。

我并没有告诉外祖父母我就住在蒙彼利埃，而是对他们说我正要去西班牙，打算在西班牙找一所大学入学读书。在我待在蒙彼利埃的期间，后来我又去拜访了他们一次。这回告诉他们，我在西班牙没有找到富有挑战性的大学，现正准备返回意大利，看看那里的大学情况。 我越来越满足于我在蒙彼利埃的生活，我甚至真正考虑起了继续上学的问题。蒙彼利埃是法国二十个学院区之一，城里有一所规模虽然不大但教学一流的国立大学。我了解到这所学校有几门课程是面向外国人的，不过课程都不是用英语教授。但这对我来讲根本不是什么障碍，因为法语也算是我从母亲那儿学来的第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