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本然与虚无（第2/4页）

不过，萨德对自然的态度，是充满矛盾和犹疑的。正如西蒙娜·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样，“他抄袭自然，同时憎恨自然”[73]。一方面，自然是沉默而残酷的，它有着自己的法则。人类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康德所谓的包围着岛屿的“幽暗大海”，就像是泡沫和蒸汽一样——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74]自然依据自身的装置和逻辑，默然地重复着吞吐人类的机械运动。而另外一方面，人应该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以一种伦理学的决断为前提，挣脱自然的束缚，重获自主性和创造力。

这一观念，与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尼采的相关论述，具有惊人的一致性。[75]尼采曾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抱负和使命：“我的任务是：自然的非人化，然后是人的自然化，当他赢得了‘自然’这个纯粹的概念后。”[76]西蒙娜·波伏瓦曾明确指出，萨德的思想宣告了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出现。

所谓自然的非人化，指的是重新评价“非自然”的人类文化，并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系统，对基督教神学及其所庇护的道德原则进行坚决的批判；而人的自然化，则是聆听自然之神“狄俄尼索斯”的智慧，进而了解到“人是一个高于自身的存在”，在与世俗权力、道德与庸俗的享乐主义的不懈斗争中，重建人的自由与尊严。

应当说，在尼采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叶，科学对于自然的研究和阐释，远远地超越了萨德的时代。与黑格尔一样，尼采预感到了人类历史出现终结的巨大威胁。尼采笔下的“自然”，更多地与“起源”或“终结”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人类在萨德的笔下是泡沫或蒸气，而在尼采的笔下则变成了病菌。

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虚无”这个概念是尼采或施蒂纳发明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无”正是那个时代知识界和大众生活的“心灵现实”。尼采恰恰生活于“祛魅”的现代思想与庸俗乏味的虚无主义的夹缝之中。通过对犬儒式的享乐主义的批判，他发现了其背后“虚幻而软弱”的集体意识；通过这种集体意识，他发现了法律、道德及种种权力构架；他最后找到的，是苏格拉底的“理性”，并以此作为他的批判出发点。

尼采的道德批判令人印象深刻。与萨德一样，他认为道德的基础，恰恰就是不道德。它是伪善的，也是任意的，是一种人为的假定。主宰道德的，不过是这样一种斗争关系：弱者视强者为恶；强者视弱者为贱。与萨德一样，他也求助于残酷和冷漠无情，求助于那个沉默而神秘的自然，求助于自然之“恶”——他甚至公然宣称 “残酷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的欢乐”[77]，并试图透过“强力意志”，承担起“人类在整体中没有目标”的虚无。

谈到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界对于自然的关注或研究，也许我们还应该提到麦克斯·施蒂纳。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蒂纳曾受到恩格斯和费尔巴哈的推崇。他1844年发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被认为对尼采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人的定义是，人类不过是在面对自然时会产生出幻觉并受这种幻觉所支配的动物。施蒂纳发现，当上帝和彼岸世界被摧毁之后，人类心中那个充满幻觉的彼岸世界却依旧存在。而自然（实存）是先于本质的，个人如要获得自由，就必须回归到这个自然中去，把人从“本质”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宗教、美德、人道主义、社会、国家和法律不过是这种“本质”的衍生品。[78]麦克斯·施蒂纳之所以被后人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如马克思所批评的“城市小市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思想过于惊世骇俗。有一种说法，当时的德国人几乎都在公开场合批判其作品的伤风败俗与荒诞不经，却在私底下贪婪地阅读，为他着迷，并赞不绝口——这与李贽在明末清初的思想界所受到的矛盾待遇有点类似。在今天，更多的人愿意给予施蒂纳极高的评价——尽管他受到了马克思的嘲笑，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启发是明白无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