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妄观（第2/3页）

问题是，正因为真假对立的介入，传统的善恶是非观具有了一定的相对性。对是非善恶的评价，也出现了全新的变化。举例来说，读书人寒窗十年，博取功名以治理天下，符合儒家传统格物、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它曾经被看成是读书人最大的“善”。不用说，唐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戏曲、才子佳人小说中，均充斥着这一类俗套情节。在这类作品中，主人公能否在科场上完成“惊人的一跃”而博取功名，往往成为故事情节戏剧性转折的关键。同时，考中状元，通常是“花园私挑”能有一个大团圆结局的重要保证。可所有这一切，到了《红楼梦》中，都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作者借宝玉之口将那些汲汲于功名、言必称孔孟的读书人称为“禄蠹”；而混迹于大观园中的那些酸腐的秀才文人，与《金瓶梅》中的应伯爵、温葵轩之流，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在林黛玉的口中，更是对所谓“蟾宫折桂”极尽讽刺之能事。《红楼梦》倒也不是一味地反对读书。贾宝玉和林黛玉也读书，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西厢记》，都属于切己真情的流露，与科场功名无关。作者对禄蠹的批判，显然是为了给真情率性和放达自由预留位置。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于“真”的追求，实际上主导了对于俗世是非善恶的评价。

再比如说，贾政这个不苟言笑、品行端方的理想清官形象，在《红楼梦》中的面目，显得极为可疑。此人之内心，固然不像贾赦、贾琏之流那样污浊不堪，但却呆板、迂腐、教条，毫无幽默感，俨然是一个吴月娘式的道学先生。他有着坚固的道德信条和儒者的人格，严正而刻板，一举一动都有传统读书人临深履薄的审慎。从他时时刻刻不忘道德说教这一点上来看，不啻是吴月娘的转世和再生。即便在轻松愉快的家庭聚会上，贾母让他出个谜语来取乐，他所设置的谜底，居然还是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作者倒也没有刻意将他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但却对他做了反讽、夸张和戏谑化的处理。此人身上全无一点真气可言，就连他偶尔对儿子贾宝玉的那么一丁点舐犊之情，也必须在责骂中“隐晦”地显现出来。可以说，贾政的天性，在“道学”的压力下受到了严重的扭曲而变形。

相反，对薛蟠这样一个为争丫头不惜打死人命的“呆霸王”，作者倒反而赋予了他因呆气而显现出来的“性情之真”。换句话说，作者并不因为薛蟠是一个“恶人”，而忽略掉他身上的真情流露——比如说，他与宝玉、宝钗，特别是柳湘莲的交往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他身上未经雕饰的天然之性。作者的这种笔法，自然会使我们想起《金瓶梅》；当然，也可能会让我们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到他笔下那些集善恶于一身的“自然”人物。

相对于善恶对立和真假对立，《红楼梦》中的另一组对立关系——清浊对立——也值得一提。我们从柳湘莲“宁国府里只有石头狮子是干净的”一类的指控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对于“清”与“洁”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中的清浊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也覆盖了善恶之分。正如前文所说，君子遗世独立、出污泥而不染的孤傲和高洁，是《红楼梦》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也是感动后世无数读者为之涕泪交流的关键所在。但即便是“清”或“洁”，也有真妄之分。换言之，即便是“清”或“洁”，也需要将它放置于“真假对立”中去考察和检验。所谓的孤傲与清洁，一旦流于虚伪，不过是王阳明痛斥的装饰物而已，用《红楼梦》中的话来说，就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如所周知，《红楼梦》明确地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两类不同的人物。其一是黛玉之洁，其二是妙玉之洁。黛玉之洁是木秀于林、惨遭摧折的刚直与坚守，是《葬花词》“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是对自身命运的自觉担当，同时也是一种新的道德选择。黛玉之洁，以言行出处之真作为底色，以性情的活泼天然为依托，其不见容于周遭的污秽世界而直道而行，终至于枯萎凋零，令人伤叹。而妙玉之洁，从表面上看，其程度较之于黛玉或有过之，但却凌空蹈虚，矫饰之极。我们可以从妙玉为贾母奉茶弃杯的情节中见其大略。也就是说，妙玉之洁，不过是一种装饰性的处世之道。作者一方面对她的命运遭际表达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怜惜，但同时也用“过洁世同嫌”一类的感慨，对她由清洁而入于玄虚的沽名钓誉，给予了明确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