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世界观（第2/4页）
如果说王龙溪、耿定向、杨复所诸人，还只是在理论上来探讨仙、释二氏与儒学的“教异道同”，并力图打通三者之间的阻隔，阐明仙、释二氏导俗善世的效用，那么赵大洲、李贽与邓豁渠等人则由儒入佛，以佛证儒，并将佛教信仰直接付诸实践。赵大洲在母亲去世后，兼修出世之业，习静于古刹之中，衣不解带者数年，并于晚年致仕之后专注于将儒与佛、经世与出世熔于一炉的《二通》之写作。[24]李贽则于晚年落发，居于麻城龙潭湖上，与僧人聚会并访游四方。至于“狂禅”的代表人物之一邓豁渠，虽推崇阳明为“孔子之后，一人而已”，但同时也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之说了不得生死，遂慨然落发，号为太湖，从此开始了苦行僧般的“云水瓢笠”访师求法的历程。他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病殁于河北涿州的荒山野寺之中。[25]
在儒家学者试图打通儒佛界限，研修佛学并以佛证儒的同时，佛门中的高僧大德亦开始兼修儒学，以儒证佛。有“万历三大僧”之称的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云栖祩宏可以视为这方面典型的代表。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也在相当程度上介入到社会现实政治的批判之中，并与朝廷和官府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德清不仅精研儒学，而且对老庄也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庄子内篇注》堪称佛家庄子研究的代表作。另外，与《金瓶梅》的作者处于同一时代的道人陆西星，则是由文儒而入仙释，并提出著名的“三教一致”论，将丹法修行与“性命双修”联系在一起，了性了命，无为而有为，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关系是他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
应当说，儒道释三教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实际上早在唐宋就开始了，我们也不难从程朱理学的思想表述中发现佛学的因素。到了明代中期，三教合流的趋势已日益显现。《西游记》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三教合流与佛儒互证成为思想界的流行观念，并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论争，阳明学都是其重要的枢纽。因此也可以说，三教合流、三教一致论的大范围流行，是晚明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之一。问世于万历年间的《性命双修万神圭旨》是这样来描述三教合流的旨归的：
三教圣人，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熏修以脱生死；儒家之教，教人顺性命以还造化，其道公；禅宗之教，教人幻性命以超大觉，其义高；老氏之教，教人修性命而得长生，其旨切。教虽分三，其道一也。[26]
如果我们不把《金瓶梅》置于晚明三教合一观念大流行的思想背景中去考察，此书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独树一帜的修辞手法，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不仅因为《金瓶梅》一书本身即是儒道释三教一体的，而且，《金瓶梅》的佛道世界观与儒家关怀（社会政治现实关怀）之间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关系。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那样，这种以佛道价值观统领全书、将佛道的出世观视为人生解脱的不二法门以及现实人生最终归依的思想倾向，至少在章回体小说作品中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