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竹山的借票（第2/2页）

那么，假如蒋竹山无端被打，他是否一定会报官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涉及到明代特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普及等问题，《金瓶梅》对此多有反映，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谈。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由张胜和鲁华所伪造的这份借票：

立借票人蒋文蕙，系本县医生，为因妻丧，无钱发送。凭保人张胜，借到鲁（华）名下白银三十两，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约至次年本利交还，不致少欠。恐后无凭，立此借票存照。

小小借票，看似细枝末节，实则大有讲究。

首先，街头混混鲁华、张胜写不出这样的借票，需请人代写。且借票中写明蒋竹山借款之缘由为“丧妻无钱发送”，亦符合事实。可见，两人事先必定经过仔细的谋划和斟酌，说不定还请教过“法律专家”，此为省叙，兹可不论。

其次，按照明代借贷之法，凡借贷契约须由中间人担保，还须写明借款数额、利率和还款日期。以上种种，借票并无遗漏，一应俱全。可见，张胜、鲁华所伪造的这张票据，当出于刀笔讼师之手。一旦作为呈堂证物，完全经得起法律的勘核。

按照徐忠明的研究，这张借票与今存明代契约的样式完全一致。最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法律中，法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为月利百分之三，而《金瓶梅》中多为百分之五。徐忠明认为，在民间的借贷关系中，百分之五的月利似乎是比较普遍的。在《金瓶梅》中，也惟有蒋竹山借票的利率为月利百分之三，其他的地方写到借款利率，均为百分之五。而蒋竹山的借契是伪造的，显然是为了专门应付官司而准备的，写明是百分之三，目的在于与相关法律条文相一致，从而使得这张借票在法律上无懈可击。[32]

这张借票的行文，足以见出《金瓶梅》的作者在写实方面的精微与审慎。当然，我们据此也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中，契约与合同在日常经济事务中，已开始扮演非同一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