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勇气和勇气之后（第5/7页）

——审讯我的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原来我们还喜欢同一些书，比如鲍里斯·阿库宁[1]、安伯托·艾柯[2]……“你是怎么撞到我手上来的？”他说，“我是专门对付腐败分子的。那可是个美差！他们的事情一切都很清楚。可是你的案子……”他很不情愿做这个活，觉得受了羞辱，但他还是做了。像他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官员、审讯员、法官。一些人打人，另一些人在报纸上说谎，第三种人抓人、判决。斯大林时代的国家机器并未荒废。

——我们家里还保存着一些普通的旧笔记本。我爷爷把他一辈子的故事都写出来留给子孙。他熬过了斯大林时代。当时他被投入监狱，受尽拷打：他们把防毒面具套在他头上，不让他呼吸到氧气；脱光他的衣服，用铁棒或门把手插他的肛门……在我十年级的时候，妈妈给了我这个笔记本：“你是个成年人了，应该知道这一切。”那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

——只要恢复集中营，就不愁找不到看守。这种人遍地都是！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我看着他的眼睛，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总是口沫横飞。我看到他们像梦游一样，迷迷瞪瞪，恍恍惚惚，忽左忽右地乱打一气。一个男人倒下了，他们就用盾牌压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们都跟巨人一样，两米多高，每个人都八十到一百公斤重，养得又肥又壮，达到角斗士的体重。防暴警察和特种部队中都是这种大块头，就像伊凡雷帝的卫兵……我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我尽全力不去这么想。他们也要吃饭。这些小伙子，他们仅仅是读过中学就到军队服役了，但他们的收入超过大学教师。以后还将一直这样下去，这是必须的……之后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无辜的。他们今天就找到了一千个借口：“谁来养活我的家人？”“我发过誓的。”“我不能脱离队伍，就算我想这样。”他们对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对许多人这样做……

——我只有二十岁。今后怎么活下去？我想我还会到城里去，但是我会害怕抬起眼睛……

“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

我们是在晚上被释放的。记者们和朋友们都等在监狱外面，我们被带上一辆囚车，然后被扔在城市的各个郊区。我被扔在了沙巴内的什么地方，靠近一片大石头，附近有新建筑物。这里真的好可怕。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朝着灯光的方向走去。身上没有钱，手机早就没电了。钱包里只有一张收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证明我们支付了在监狱中所有开销。我甚至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助学金……我和妈妈就靠这点钱勉强为生。父亲去世时，我才上六年级，十二岁。继父把他自己的薪水全都用来喝酒作乐了，他是个酒鬼。我恨他，他毁了我和妈妈的一生。我经常努力赚些外快：分发信箱广告，夏天在小摊上卖水果或者冰激凌。我在黑暗中走着，往事涌上心头……几条狗从我身边跑过去，但是哪儿都看不见人……所以，当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把地址告诉了司机，但也对他说：“我身上没有钱。”出租司机出乎意料地马上猜到：“啊，啊，是‘十二月党姑娘’吧（我们在12月份被拘捕）。上车吧。我已经拉过一个参加的姑娘回家了。他们怎么在夜里才释放你们啊？”他就这样载着我一个人，把我送回了家。他还问：“为什么要在晚上释放你们？”他一边开车，一边还教我斗智斗勇：“你只要装傻就行了！装傻！我1991年在莫斯科读书，也参加过游行示威。我们那时的人可比你们多。我们胜利了。我们梦想每个人都可以开一家公司，都可以致富。可是怎么样呢？在苏联共产党时代，我是个工程师，现在转方向盘。我们赶走了一批浑蛋，又来了一批浑蛋。黑色的、灰色的、橙色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政府可以毁掉任何人。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只相信自己和家人。就算一批又一批白痴发动一次又一次革命，我也只管拼命干活。这个月要挣钱给女儿们买上衣了，而下个月呢，要给老婆买双靴子。你是个漂亮女孩，去找个好小伙子吧，最好赶快嫁人。”我乘着他的车进了城。到处是音乐声和欢笑声，情侣们在接吻，这个城市……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