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另一种圣经和另一种信徒（第9/12页）

（护士出去了。他闭上眼睛。）

稍等一下，我就要讲完了，再坐一个小时吧，我还有时间。我们继续说……我在监狱里边待了不到一年，已经要审判了，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可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一直拖着我的案子做什么？我发现他们做事没有任何逻辑，有上千件案子……过了一年，又换了一个新的调查员，他们又重新审我的案子。结果他们把我释放了，取消了对我所有的指控。就是说，我的是个错案。党又相信我了！斯大林真是一个伟大的导演……和之前一样，这次他又收回了“嗜血精灵”，就是人民委员叶若夫。他受到了审判，最后被枪决了。恢复名誉运动开始了，人民松了一口气：斯大林终于知道真相了……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新的流血之前的一个间歇，是一个把戏！但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了，我也相信了。我向维尔霍夫采夫告别，他给我看他被轧断的手指头：“我在这里已经十九个月零七天了。谁都不会放我出去的。他们都害怕。”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1941年被枪决，当时德国军队正在逼近这座城市，内务部处决了所有来不及疏散的被关押者。他们释放了流氓罪犯，但是所谓的“政治犯”却都被作为叛徒处决了。德国人进城后打开了监狱的大门，那里面尸体堆成了山。在尸体还没有腐烂之前，德国人把城市居民赶到监狱去参观——看看苏维埃政权做的事情。

我在陌生人家里找到了儿子，保姆把他带到了乡下。儿子说话结结巴巴，怕黑，我就和他住在一起。我为妻子补充了一些证明材料。我恢复了党籍，他们重新给我发了党证。新年到了，家里竖起圣诞树，我和儿子在等待客人。门铃响了，我打开了门，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站在门外：“我是来向您转达您妻子的问候。”“她还活着？”“一年以前她还活着。有段时间我和她在同一个养猪场工作。我们偷吃猪食中的冷冻马铃薯，多亏这些才没被饿死。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我就不知道了。”她很快就走了，我也没留她。应该还会有客人来……（沉默）钟楼上的大钟响了，我们打开香槟。第一杯仍然是“为了斯大林”。是啊……

1941年……

所有的人都在哭，而我幸福得要叫出声了。战争爆发了！我要去打仗！他们应该会批准我去，把我派上前线。我提出了上前线的申请，但是很久都没有被征召。兵役委员是个熟人，他告诉我：“不行啊，我接到的指示说，不能够征召敌人。”“谁是敌人？我是敌人？！”“按照法律第五十八条规定，你的妻子被判处反革命活动罪，正在劳改营服刑。”基辅陷落了，斯大林格勒在激战……我很嫉妒任何穿军装的人：他们在保卫祖国！连姑娘们都上前线了，可是我呢？我又写信给区党委会：要么枪毙我，要么派我去前线！两天后，我领到了通知书：二十四小时之内到达集结点。战争成了救赎，成了唯一能够还我清白的机会。我高兴极了。

……我以前回忆革命时，都记得很清楚。可是后来，对不起，记忆就变糟了。甚至战争也记不清楚了，虽然在时间上更近。我记得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在战争后期，我们有了新武器——不再是军刀和步枪，而是装备了“喀秋莎”[21]。士兵生活呢？还和以前一样，我们几年间只能吃杂菜汤和米粥，一连几个月穿脏衣服，洗不上澡，只能睡在光秃秃的地上。要是我们是另一种人，我们又怎么能胜利呢？

……我们发起冲锋……遭到机枪扫射！所有人都匍匐在地。这时敌人又发射迫击炮，很多人被炸成碎片。我身边的政委倒下时还在喊：“你怎么卧倒了？反革命分子！给我冲啊！不然我毙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