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那里，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亲爱的 一（第7/13页）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JANPROCHAZKA），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1968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与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VACLAVCERNY）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1970年或是1971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连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像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表现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像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对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布莱尔（JACQUESBREL）①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到碰见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为习惯与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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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ACQUESBREL（BRUXELLES1929－BOBIGNY1978），比利时歌曲创作、编曲、演唱家。

九

冰岛几乎没有树，所有的树都在墓地里；好像没有树便没有死亡；好像没有死亡便没有树。人们不是把它们栽在墓地旁，像田园般的中欧那样，而是在中央，让过路的人必然想象那些在地下穿越尸骨的树根。我和艾尔瓦·D（ELVARD）在雷克雅未克（REYKJAVIK）的墓地漫步，他在一座树长得还很小的墓前停下脚；不到一年前，人们埋葬了他的朋友；他高声地回忆起他：他的私生活有一个秘密，大约是性一类的。“凡秘密都引起一种被刺激的好奇，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们，我周围的人都再三要我讲给他们听。这使我和我妻子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我不能原谅她这种侵犯性的好奇，她不能原谅我的沉默，对于她这是我对她信任不够的证明。”接着，他笑了。“我什么都没有背叛，”他说，“因为我没有什么要背叛。我禁止自己去知道我的朋友的秘密，而我的确不知道。”我听着他，入了迷：从小时候起我就听人说朋友就是你和他一起分享秘密的人，而且他有权力以朋友的名义，一再要求知道这些秘密。而对于我的冰岛朋友来说，友谊却是另一回事：在朋友隐藏私生活的大门前充当守护人；要做永远不开门的人；他不允许任何人把门打开。

十

我想到《审判》的末尾：两位先生朝K弯下身子，他们在扼死他：“K的逐渐模糊的眼睛，还能看见那两位在观察结局的先生就在自己的脸旁边，两只脸挨在一起。‘像只狗！’K说，仿佛耻辱在他之后还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