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第3/4页）

既然是写史，最担心的是史实问题。前几天，有刊物编辑向我反馈说，一个诗人读了我发表在他们刊物上的文章，觉得有的地方提到的史实与他所了解的不同，是不是我弄错了？

这个诗人说中了我内心的忧虑。关于史实，一直是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文章时重点思考的问题。如果一部号称“诗歌史”的著作，对历史事实不严谨，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复杂。

我历来对“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怀有同感，远的不说，关于这句话暗含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微言大义此处也不说，单谈谈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时产生的困惑。很多时候，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诗歌史》第一部里谈到的关于顾城在激流岛上杀鸡的事（这关系到顾城的品格和形象），芒克、顾乡、舒婷、英儿的描述就大相径庭；关于海子在“幸存者诗歌俱乐部”遭到“前辈诗人”批评这段公案，无论是那位“前辈诗人”所说的话还是事情的发生地点，唐晓渡、芒克、王家新等人的叙述也有很大区别。又如本书写到的张枣1986年出国后是在西德什么大学读书或工作的问题，我看到过三种版本；张枣是何时发现自己患病的，也有几种说法。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很多消息的来源不可靠。有的是叙述者道听途说而以讹传讹，有的是诗人记忆模糊而出错（比如于坚就一度记错《尚义街六号》的写作时间），有的是看似错了其实没错（比如海子的父亲名叫“查正全”，但有时候他自己也写作“查振全”），甚至有的可能是相关人士为了维护诗人的形象而故意弄得云山雾罩……在“诗歌史”系列文章中，读者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处理历史事件的方式——对同一事情，时常列举出多种说法，如果这些说法经过考证与核实，就在文中提供结论，如果我自己没把握的，就不下定论，只将各种状况罗列出来，供读者自己甄别、判断。

同一件事情出现各不相同的说法，也不算什么坏事，正是差异的出现，才吸引人们去寻找事实的真相。而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又会遭遇更多的趣事，从增加文章的丰富性来说，这份劳动是值得的。

将两本《诗歌史》稿件全部编定之后，我有几点十分强烈的感想。

第一，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来说，北岛与《今天》影响之大，无人能及。甚至对于“今天派”或“朦胧诗”的同时代诗人，北岛的地位也堪称至高无上。不管你是敬仰、崇拜还是批评与质疑，北岛都是一个人物、一个象征，你难以避开。

第二，新时期三十年，好诗很多，大诗人呼之欲出。两本《诗歌史》重点书写的10个诗人，每人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仅就本书详细解读的篇目来说，就有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在漫长的旅途中》，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最后的幻像》、《傍晚穿过广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海子的《亚洲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张枣的《镜中》，顾城的《一代人》、《墓床》，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柏桦的《往事》、《现实》、《在清朝》……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经典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难以想象，缺少了它们，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图景将会是何等的苍白。

第三，新时期以来，对青年诗人突出成就的评价与宣扬，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自身完成的。“诗人评论家”的出现是近30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西川、柏桦、钟鸣、黄灿然、臧棣等诗人，其诗学随笔和评论所达到的深度和受到的关注度并不亚于专业批评家。一些评论家其实本身就是诗人，比如唐晓渡、陈超、张清华、程光炜、沈奇、杨远宏等。两者加起来，足以占据新时期诗歌评论界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