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10/14页）

杰斐逊不愿意坐车，他要的是散步。但经理至少说服了他把手表和所有外汇现金留下，只带上了一叠百万票面的卢布以便应付乞丐。这些钞票对流浪汉来说足够了，也不会引起别人拦路抢劫——运气还算好的话。

这位英国记者虽然在时政评论部门工作得很出色，但他的记者生涯一直是以伦敦为基地做的时政报道，从来没有作为驻外记者报道过世界的热点新闻。两个小时后，他回到了酒店，似乎不是很高兴。

他以前到过莫斯科两次。第一次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叶利钦刚刚执政的时候。那两次，他的活动范围都局限在乘坐出租车离开机场，在豪华酒店和在英国外交官的圈子里。他一直认为莫斯科是一个单调且肮脏的城市，没想到会有今天上午的经历。

他的外表特征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因此，即使是沿着河边的码头散步，或是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转悠，他总会遭到一些社会弃儿的纠缠，他们似乎到处睡觉。有两次，他认为身后有一伙年轻歹徒在尾随。他看到的轿车似乎都是军车、警车或权贵的豪车。因此，今晚他要向科马罗夫先生提几个尖锐的问题。

午饭前喝酒时，他决定留在酒店里不出去，等待库兹涅佐夫先生打电话给他。他发现酒吧里只有他和一个厌世的加拿大商人，没有其他客人。同是酒吧里的陌生人，他们二人开始聊天。

“你来莫斯科多久了？”加拿大人问道。

“昨天晚上才来。”杰斐逊回答。

“要住很久吗？”

“明天就回伦敦。”

“嗨，你倒是幸运。我来这里已经三个星期了，想做些生意。可我告诉你，这地方有点怪异。”

“生意没做成？”

“哦，不，合同倒是签了一些。我有办事处，也有客户。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加拿大人坐到杰斐逊的桌子边，开始解释。

“我带着木材生意的介绍资料来到这里，在一座新的写字楼里租了个办公室。两天后，有人来敲门了。外面站着一个人，西装革履，穿戴干净时髦。‘早上好，怀亚特先生，’他说，‘我是你新的生意伙伴。’”

“你认识他？”杰斐逊问道。

“根本不认识。他是当地黑手党的代表，想与我达成交易。他们要从我的每一笔生意中提成百分之五十。作为交换，他们替我购买或伪造业务所需的许可证、配额、特许权或者其他书面文件。他们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官方，确保及时交货，而且没有劳务纠纷，条件是百分之五十提成。”

“你叫他滚开。”杰斐逊说。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明白了，这叫作‘保护伞’，可以提供保护。没有这个保护，就别想很快办成事情。主要是因为，如果你拒绝了他们，你就站不住脚根。他们会捣乱的。”

杰斐逊难以置信地凝视着他。

“天哪，我只听说过这里治安不好，但不知道有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共产党倒台后，西方观察家感到惊奇的一个现象，就是俄罗斯黑社会（说得好听点是俄罗斯黑手党）的犯罪率迅速上升。即使俄罗斯人，也开始使用“黑手党”这个名词了。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实体，是在共产党统治结束后才出现的，其实不然。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存在着大量的黑社会活动。与西西里的黑手党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统治集团，从来没在海外活动过。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势力范围分布广泛，各地都有兄弟会，黑帮首领和成员极为效忠组织，愿为其卖命，并以相应的文身来证明这一点。

斯大林曾试图摧毁黑社会，把成千上万的黑社会成员送进了劳改营。其唯一结果是，在劳改营卫兵的默许下，犯人最终控制了劳改营，他们宁愿在里面过着平静的生活，也不想让他们的家人受到牵连或惩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黑手党的老板，实际上是在劳改营的棚屋里操纵他们在外面的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