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6/11页）

内罗毕总医院的温斯顿·莫伊大夫也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师。对于热带疾病，他很可能比捷克医生更内行。他进行了彻底的检查，然后直起身来露出微笑。

“恶性疟原虫。”他做出诊断。那位父亲皱起眉头倾身向前，感到迷惑。他的英语很好，但没有好到能够听懂医学术语。“那是疟疾的变种，对斯沃博达医师所开的氯喹类药物具有抗药性。”

莫伊大夫给孩子开了广谱强力抗生素药物处方，还安排了静脉注射。起初，这似乎起作用了。过了一周，药效消退后，病情又出现了。这时候，做母亲的变得歇斯底里，她再也不相信外国药物，坚持要带儿子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到了莫斯科，男孩立即被送进克格勃的专门诊所。这是因为，商务二秘尼古拉·图尔金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诊所条件很好，因为克格勃间谍要去世界各地就职，那儿还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由于小孩的病情不容易诊断，于是被直接安排给了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进行诊治。他看了内罗毕的两份病历，进行了一系列CT和超声波扫描检查。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在苏联的其他部门是享受不到的。

检查结果使他深为担忧。扫描显示，男孩体内多个器官都有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夫人叫到办公室来，神情十分严肃。

“我知道这是什么病，至少，我能够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治不了。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你的儿子也许能活一个月。再长的话，就不大可能了。我很遗憾。”

母亲泣不成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助手把她送出办公室，并向她解释说，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叫作类鼻疽的疾病，在非洲确实少见，但在东南亚较为普遍，越战期间，美国人率先辨明了这种疾病。

当时，美军直升机飞行员最先出现这种新疾病的症状，它常常是致命的。研究发现，直升机在水稻田上空盘旋时，桨叶把田水搅起来，形成了一种微薄的水雾，一些飞行员吸入了这种水汽。田水含有杆状细菌，能抵抗所有已知的抗生素。当时虽然苏联人自己没有发现，但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因此知道这个情况。格拉祖诺夫教授订阅了他研究的专业领域的所有西方医学刊物。

图尔金夫人拨打长途电话，哭着告诉丈夫，他们的儿子患上了类鼻疽病，活不长了。图尔金少校写下这种疾病，然后去见上司——克格勃情报站站长库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态度坚决。

“去跟美国人交涉？你疯了吗？”

“上校同志，如果美国人发现了这种疾病，而且还是在七年前，那么他们可能会有对付的办法。”

“但我们不能请求他们帮忙，”上校强烈反对，“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

“这关系到我儿子的生死。”少校喊了起来。

“够了。你走吧。”

图尔金冒着职业生涯被终结的危险去见大使。大使并不是铁石心肠，但也不为所动。

“我们的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很少，而且仅限于国家事务。”他告诉这位年轻的情报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不知道你来我这里？”

“不知道，大使同志。”

“那么，为了你的发展前途，我是不会告诉他的，你也不要向他提起。但我的回答是‘不’。”

“可假如我是政治局委员……”图尔金又说。

“但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三十二岁的少校，在肯尼亚任职。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走下楼梯，他痛苦地回想起，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每天就是靠着从伦敦空运进口的药物活命的。然后他外出喝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