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更美好的社会（第8/9页）

还有人认为，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收入不平等，而在于意识形态的改变：人们转而青睐更加宣扬个人主义的经济哲学或社会观，例如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维。当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不仅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里的各种经济机构所作出的决定。这是诸多会对收入差距程度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然而，认为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与认为无论收入分配有何种变化、意识形态的改变都会引发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决不是同一回事。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似乎的确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见第16章），但政府肯定并不愿意削弱社会的凝聚力，提高暴力犯罪率、青少年生育率、肥胖率、吸毒率，等等。因此，政府意识形态的改变有时的确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状况发生变化，但政府政策的目的肯定不在于使得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事实上，社会问题之所以变得更加严重，是收入分配状况变化导致的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如果政府意识到了收入差距会导致何种后果，就会尽力阻止这些后果发生，而不是对不平等是导致健康及社会问题加剧的原因这一观点表示质疑。

经济学家从未认为严重的健康及社会问题是导致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相反，他们专注于讨论税收与福利、国际竞争。技术变革等因素的影响。然而，这些因素与健康及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都不存在明显的关联。在第16章中我们将对不同国家中导致不平等状况发生改变的因素进行讨论。

要证明因果关系，还存在一大难点：我们无法降低半数样本的不平等程度，并保持另一半样本不变，然后进行对比。然而，就像天文学一样，纯粹的观察性研究也能得出有力的结论。而且，某些试验的确证明了我们所提出的这种因果关系。在此前各章中，我们已经提及了其中的部分试验。在第8章讨论教育问题时，我们提及的试验表明了自卑感会对人们的表现产生何种影响：低种姓的印度儿童与高种姓儿童在解谜时的表现同样出色；但当低种姓被公之于众后，他们的表现就变差了。在美国进行的试验表明，当被告知某项测试的目的在于考察其能力时，非洲裔美国学生的表现也要比未收到此类通知时更差。此外，著名的“蓝眼试验”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有时候，我们在人类社会中观察到的关联，在动物试验中可被证明是一种因果关系。例如，研究显示，级别越低的公务员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越大。然而，我们如何能够分辨损害健康的原因是级别低，还是较差的物质条件？对猕猴进行的试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猕猴社会有着等级高下之分，而且可以让它们生活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此外，还可以通过改变分组的方式，操控猕猴所处的社会地位：如果将地位较低的猕猴关在一起，有些猕猴的地位必然会提升；如果将地位较高的猕猴关在一起，有些猕猴的地位必然会降低。研究发现，地位降低的猕猴动脉迅速硬化了。类似的试验还证明了低社会地位和腹部脂肪累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在第5章中提及的动物试验表明，如果为猴子提供可卡因，那么社会地位较低的猴子吸食的可卡因也更多，这似乎是为了弥补多巴胺活动的不足。最后，研究者运用统计学方法，检验了不平等与学校中的信任程度及霸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确认了不平等的重大影响。

尽管没有试验能够确认不平等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任何人都可以亲自前往某个贫穷的地区，随机地冒犯当地居民，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从各种角度探讨了认为这种关联是因果关系的原因。但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等科学哲学家所强调的，评判某项理论成立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于这项理论是否能够作出正确的预测。能够预测某种此前未知的现象或关联，并对其加以检验的理论才是成功的理论。国际上的一系列数据促使人们提出了“更加平等的社会也更加健康”这一理论。如今，研究者在不同环境下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约200次检验。除了考察范围很小的试验之外，大多数试验都肯定了这一理论。其次，如果这种关联的确是因果关系，那么必然有某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在探寻这种机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在更加平等的社会里，社会关系（用社会凝聚力、信任程度、对社群生活的参与程度和暴力犯罪率等指标加以衡量）也更出色。与此同时，人们也愈发认识到了社会关系质量的高低对于健康状况的优劣有着重大影响。第三，我们在第4至12章中提及的两种不同环境下的研究均检验（起初检验的是特定原因导致的死亡率）并确认了这一理论：健康状况较差等具有社会坡度的问题与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第四，此前人们不认为不平等会对社会心理状况产生影响。然而，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表明，不平等是通过社会分化这一机制来影响社会心理状况、进而影响健康状况的。不平等程度与社会关系的质量及多种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关联（我们在此前数章中提及过这一点），这足以证明不平等会对社会心理状况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