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第2/2页）

首先，声律完备主要指律诗体裁的成熟和普及。五言律诗在初盛唐之交定型以后，至盛唐逐渐打破对仗呆板和句式单调的局面，出现了在五律五排中破偶为散的趋向，参照古诗句法，使律对从拘谨板滞变为自由活泼，可说是盛唐律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正说明人们驾驭声律对仗已经从必然走向自由。七律的形成原晚于五律，在武则天后期到中宗时的宫廷应制诗中才开始得到发展。开元年间七律仍然不多，基本上处于由歌行体的流畅向工稳过渡的状态中，到杜甫手里才完全成熟。但这种特殊形态给盛唐七律带来了后世无法企及的声调之美。

其次，古体的兴起及其与律诗的判然分界，与提倡建安风骨有关，但也反衬出声律的完备。从陈隋到初唐，古体渐渐律化，古体和律体几乎不分。陈子昂、宋之问虽然写作了许多汉魏式五古，但神龙至开元初，五古仍较少有人问津。开元十五年以后，张九龄首先创作大量咏怀的五古长篇，在诗坛上崛起的一批新进诗人也多用力于五古的写作，其中王维、李颀、王昌龄、高适、储光羲等数量最多，到开元后期，五古已形成以散句为主，间以偶句、风格清新秀朗的特色。天宝年间，又出现了创作七古的高峰。李颀、王维、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的七古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同时改变了初唐七古与七言歌行不分的状况。此外，八句体五古的独立、五言绝句中古绝的增多，也是盛唐诗坛古诗兴盛的征象。

再次，歌行和绝句的兴盛，是盛唐诗达到高潮的最重要的标志。初唐的七言歌行将七言乐府重叠复沓、反复咏叹的特征发挥到极致，使这一时期的歌行和乐府一样，以其声调的宏畅流转之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盛唐的七言歌行沿着初唐后期“稍汰浮华，渐趋平实”的方向发展，由繁复丽密转向精练疏宕，减少了初唐歌行常用的顶针、排比、回文、复沓等手法，转为以散句精神贯穿全篇，因而不再以悠扬宛转的声情见长，而以气势劲健跌宕取胜。篇幅则由初唐的尽情铺排转为节制收敛，从而形成骨力矫健、情致委婉、繁简适度的艺术风貌。此外，杂用古文楚辞句式的杂言歌行也更加自由活泼，雄逸豪荡。盛唐歌行在李白和杜甫手里发展到极致，纵放横绝，极尽变化，“几于鬼斧神工，莫可思议”（朱庭珍《筱园诗话》），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

绝句一跃成为盛唐诗坛上最活跃的表现形式。五言绝句有古绝、律绝和介乎二者之间的齐梁体三种形式，其中律绝的数量最少。七绝则大多为律绝，从而形成了五绝格调偏于古、七绝格调偏于近的特点。盛唐绝句恢复了与乐府的联系，篇幅短小、意味深长、语言纯净、情韵天然。它们大都能学习民歌直接发自内心的自然音调，以及单纯明快、不假思索的新鲜风格，又比民歌更自觉地将个人的感受结合于民族共同情感，用平易凝练、朴素流畅的口语概括出人们生活中最普遍最深沉的感情，从而为人人理解，代代传诵。

总的说来，盛唐诗歌兼取汉魏兴寄和齐梁清词，主张在丰满的形象描绘中体现出风骨性灵。除直抒胸臆外，各种题材都可以有所寄托，许多边塞诗就是抒写立功理想和不遇之慨的言志诗。它们将魏晋边塞诗中过于理想化的色彩和齐梁诗中哀怨之情多于英雄气魄的特点结合起来，歌颂了真实而有感情的英雄。很多山水诗乃至闺情宫怨诗也是有所寄托的咏怀诗，它们兼取魏晋诗偏重言志寓意和齐梁诗极貌写物的表现艺术，形成融情意于鲜明形象的特色。许多赠人送别诗延续了齐梁诗多写日常生活的传统，但善于在普通的生活中提炼人情的普遍现象，以透彻明快的语言概括人生的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汉魏诗气象浑沦的长处与齐梁诗情致委婉的特点相融合，英雄气魄和牧歌情调的统一，使盛唐诗形成了壮丽雄浑和天然清新的共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