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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party的事，我还最后有些要补充的地方。那几天我们成了数盲——吃数盲的饭，喝数盲的水，用数盲的电，和数盲的老婆睡觉；数盲成了我们——没了吃的、饮水、电、老婆，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他们本可以像我们一样，到自由市场买块烤白薯、到饮水站要点饮水、点一盏电石灯，或者到地下室启动应急发电机，然后自己去找个傍肩，但是这样做证明他没有数盲症，所以他们不肯。假如不是我星期四在西山上开那个party，那么就会有别人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开这种party。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各种工厂的技术员、工程师，以及各种科技机构里的男人，还有所有的女秘书、夫人等等，觉得生活很压抑，需要发泄。这件事不能怪王二一个人。那半垃圾车的货就是证明。只有数盲才不觉得压抑，也不觉得有什么要发泄的，所以这个道理和他们说不通，他们认为这些事都怪我一个人。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数量的概念，认为我一个人射出半垃圾车精液完全可能，并且不肯想想，射出半垃圾车后，我还能剩下什么。等到这件事过后，大家都发泄过了，感觉良好；但数盲们却觉得受了压抑，也需要发泄，要抽我的脊梁。我没有数盲症，只是个小人物，所以脊梁就保不住了。当然，这件事也不那么简单。听说有不少夫人旗帜鲜明地对丈夫表示：要是王二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和你一刀两断！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数盲总能站稳脚跟的。所以她们的努力也就能保住我一条命。除此之外，听说各机关都增加了夫妻生活的次数。这说明数盲们也会接受教训。虽然数量增加了，质量还是没改进。根据可靠情报，他们现在还是废话连篇，而且还是在拿肚皮拱人。

我现在可以坦率地说出一切，就如那位希腊勇士——当被带到暴君面前，被问到“你凭什么反对我”时，他坦然答道：老年。我现在的样子和老人差不多，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这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数盲最讨厌的一点是废话连篇，假如你不制止他，可以说上一百年。除此之外，他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听过一千遍。当然，在这一点上，双方见仁见智，永远谈不拢。数盲们说，这话我讲了一千遍，你还是没有听进去；我们说，你讲了一千遍我还是听不进，可见就是听不进。数盲又说，一千遍没听进，那就讲一千零一遍。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一千遍是多少遍，更不知这么多遍可以让人发疯；尤其是一面听这些废话一面挨肚皮拱，就更要发疯。除此之外，我还有点善意的劝告，在干那事时，要把注意力从废话上转到女人身上，这样肚皮和阳具就能有点区别。当然，他们的绿帽子绝不是我一人给戴上的——只要有数量的概念就能明白，我一个人戴不上那么多绿帽子，但他们是没有数量概念的——讲出了这些话，我就可以挨鞭子和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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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日早上五点我就起来了，到手术室里接受处理——情况和手术前备皮差不多。然后穿上我自己挑的衣服，经过消毒的中山装，从手术室里出来，有位年轻的警察给我戴上铐子。那铐子看上去是不锈钢的，但戴上才知道，它又轻又暖，是某种工程塑料。我就开始琢磨它，想方设法把它往硬东西上蹭，发现它的表面比钢还要硬。问它是什么做的，押送的警察也不知道，只知道是进口的。看来世界上的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进步，不学习就会落伍。走到医院门口，遇上蓝毛衣，她穿着黑皮夹克，黑皮短裙，黑色长袜，高跟鞋，也戴着那种高级手铐，几位女警押着她。我吻她时，别人都扭过头去，然后我们就上了一辆囚车，这是一辆装甲车，也是特供，因为装甲不像球墨铸铁。她坐在我身边，然后就把脑袋倚在我肩上，说，起得早，困了。然后就睡了。这孩子长了张大宽脸，厚嘴唇，脸上有雀斑，但是相当耐看。她在睡梦里一再咂嘴。她用了一种法国香水，非常动人。这是特供。今天也有给我用的特供，那就是进口强心针。虽然还没用，但肯定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