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没有边境的写作 中文版序／余华（第2/4页）

《多么不幸》开头的第一句：“德拉甘·泰奥菲洛维奇之所以被谑称为‘泽蔻’——小兔子——是因为他爱吃胡萝卜。”这个叫泽蔻的孩子的生日是3月9日，他的父亲是一个对家庭没有丝毫责任感的人。泽蔻有着连续五年的苦恼，他的父亲斯拉沃上尉总是记不得3月9号是他的生日，可怜的孩子就会希望“要是我能让3月9号从日历上消失，那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多了”。

因为有一个三八妇女节，泽蔻问母亲阿依达：“为什么没有属于男人的节日呢？”母亲回答：“因为对于男人们来说，每天都是过节。”泽蔻又问：“可又为什么偏偏是3月8号，而不是别的日子？”他的哥哥戈岚说：“为了让斯拉沃忘了你的生日！”

这位斯拉沃上尉都不愿意抱一下儿子泽蔻。“斯拉沃，我可怜的朋友……你就不能抱抱你的孩子吗？难道会抱断你的胳膊？”斯拉沃回答：“不卫生！”

泽蔻母亲阿依达说过，等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她就把丈夫斯拉沃一个人丢在那儿，独自远走高飞，连地址都不会留给他。泽蔻的哥哥戈岚“整天眼巴巴盼望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拿已故的父亲起誓”，“戈岚毫不掩饰这个关于父亲的阴暗念头：‘赶紧断气吧，老东西！’”

这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婚姻中的陌生人》，库斯图里卡描写了一位与斯拉沃上尉决然不同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

我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热衷于讲述女人们的英勇壮举。他最喜欢的女英雄有圣女贞德、居里夫人、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当他讲起一位母亲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情绪变得十分激动，就连心脏周围的衬衣都随之颤抖，他松了松领带，最后，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法西斯从萨拉热窝上空丢下一颗炸弹，莫莫·卡普尔的母亲，用自己的身体为她的小蒙西罗搭起一道屏障来保护他。最后他得救了，可卡普尔同志却在爆炸中丧生！”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我看着他，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没错，哭了！不知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我——是我父亲，还是关于这个母亲的故事。

莫莫·卡普尔是一位作家的名字。小说里的“我”，也就是布拉措·卡莱姆的儿子，是一个小痞子，此后冒充莫莫·卡普尔的名字招摇撞骗，而且信口雌黄把当时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科学家切多·卡普尔说成了他的叔叔，与他的痞子伙伴科罗和茨尔尼整天鬼混在一起，做过的坏事一卡车都装不下，科罗是他们的头儿。库斯图里卡恶作剧般的描写里时常闪耀出正义的光芒，这让我们看到库斯图里卡是一位情感丰富和视野开阔的创作者，他在叙述里让痞子小卡莱姆自我感动地给两个痞子伙伴科罗和茨尔尼讲了那个高尚的故事：

我们三个聚在商店门口，喝点儿啤酒，然后等着佩顿的几个小崽子们，好向他们收过路费。我开始讲起莫莫·卡普尔母亲的故事，却突然鼻子一酸流起眼泪来。科罗立刻抓住我不放：

“哭唧唧的那个人哟……小娘们，走开！”

“就一滴眼泪而已！”

“一个痞子，一个真正的痞子，才不会哭呢。哪怕他老妈刚咽气！”

“那你呢，你老子死的时候，你兴许没哭吧？”

“不许扯我的事儿，记住了？！我是你的头儿。快点儿，咱们到那上面去！”

那位热衷于讲述女英雄壮举的父亲布拉措·卡莱姆是一个瞒着妻子在外面寻花问柳的高手，库斯图里卡这样写道：“我父亲并不是按照南斯拉夫标准打造出来的。他身高一米六七，脚下垫着四厘米的增高垫；他的衣服都是找裁缝量身定做的，每次总要十分留心，让裤脚遮住增高垫。”布拉措·卡莱姆对他儿子解释用增高鞋垫是因为他的脊椎，不是为了身高。而他的小痞子儿子觉得男人们的增高鞋垫与女英雄们的光荣事迹不无关系，他注意到父亲看女人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送秋波”。让女人被盯得难以承受：“好了，卡莱姆同志，求您了！您让我不好意思了。”有一天他父亲从萨格勒布回来后与母亲争吵到深夜，科罗为此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这表明他在萨格勒布的情妇都把他榨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