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漂移（第3/6页）

多纳利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网球打得很好。下午我们经常随便打上一个小时（他觉得记分没有意义）。他的水平高出我许多，但我喜爱扣杀每一个球，而且我有强烈的求胜心（尽管我们没有记分），我们就算是球逢对手了。打完第一场后，他脱掉湿透了的T恤，他的背部和胸部让我震惊：一副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躯体。晚上，我们在酒吧里喝得醉醺醺或者随便闲荡，通常是在“停靠港”，有时候也去别的地方。他总是喜欢谈论他经历过的“癌症和其他臭狗屎”。第一次检查结果发现是阳性时，他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在卫生间里，刮胡子。我妈妈打开信封，走进来，拥抱我。我是这样说的，‘妈妈，我在刮胡子。’”

“你从来没有感到难过？”

“我的生活毁了，但我没有难过。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接受’外科手术，‘接受’化疗。真让我心烦。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只是在过我的日子。我不是在‘接受’它。”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空地上孩子们在玩耍。天黑得很快。

“你为什么要自杀？”我问道。

“不是因为我抑郁或是别的什么。我甚至不是特别想死。我只是不再想活了。”那一晚上他都在吸可卡因，他说。然后他坐在车里喝啤酒，听音乐，感到很幸福，而排气管将车内灌满了一氧化碳。

天黑了，还是温暖的。我们看不见玩耍的孩子了，不过能听见他们。

“你的朋友怎么看？”我说。

“我想他们会想，这才是多纳利吧。”

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我一样好奇。他们见过很多未遂的自杀案例，却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他们寻找线索，询问他“有没可能是酗酒的原因”。

“我真希望如此，”他说，“这么久以来我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和时间。”

对他来说，一切都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什么也不在意，却有很强的交友能力。他很体贴大方（他没有工作，却一直手头宽裕），从不强人所难，而每当我建议去喝一杯或吃点什么时，他又总是积极响应。我敲他的门时，他永远是躺在床上喝啤酒或是看电视。他从不读书——连报纸也不读——他从不觉得无聊。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做他自己，做一个美国人，做一个叫多纳利的人。

一个周末，多纳利的家人来访，我和安吉拉则驾着她的车去了密西西比。之前她离开了一段时间，和她的朋友们去了东海岸，所以我们有好几周没有见过面了。我们时常相拥而吻，却不曾真正睡过。我希望在我称之为“自由之旅”的途中，我们能有过一次。安吉拉不知道我的意图。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回首往事我屡屡感到惊讶，人们竟然有那么多不知道的事。这就是旅行的一个特别之处，你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相当无知的，而这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沿着路易斯安那的平原行驶，经过了沃克·埃文斯(2)镜头下的风景以及一排排贫民窟，越靠近密西西比，那些房子越是破败。我们开得很慢的时候，人们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即使是什么也不做），望着我们开过去。天色阴沉又潮湿，积云滚滚。我隐隐约约地期待我们会成为种族暴力的牺牲品，戴着棒球帽的白人乡下佬会漫不经心地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主要是加油站的服务生——他们太疲倦而且又太有礼貌，除了汽车的牌子，他们什么也不曾注意到。

我们住进了杰克逊的一家汽车旅馆，在一家霓虹闪烁的汽车餐厅吃了晚餐，他们供应分量很足的家常饭。晚饭后我们回到了汽车旅馆。我忘记把在新奥尔良买的避孕套带来了，箭在弦上，我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