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8页）

汤陀中尉是一个诗人，一个哀怨的诗人，怀着高尚的青年对穷姑娘的完美的理想爱情。汤陀是一个悲观的浪漫主义者，视野之宽度犹如他的经历。他常常对着幻想中忧伤的女子哼几句无韵诗。他渴望战死在疆场，双亲站在后面哭泣，“领袖”站在这位将死的青年面前显得又英武又悲切。他常常想象他死时的情景：落日的余晖映照着破碎的军器，他的同伴默默地站在他周围低着头，空中一大片云彩上奔驰着瓦尔基里女神[2]，她们个个乳房高耸，融母亲与情妇于一体，她们背后又响彻着华格纳乐曲式的雷声。连临终前说些什么话，他也已经想好。

这些人就是团部的成员，个个把战争看成儿戏。亨特少校把战争当做算术题，演算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烤火；洛夫特上尉认为正常情况下成长的青年应该把打仗当做正常的生涯；帕拉克尔中尉和汤陀中尉是在梦中看战争，眼里看到的事全非现实。到目前为止，他们参加的战役好比游戏——用精良的武器、周密的策划去攻打手无寸铁、毫无准备的敌人。他们没有打过败仗，伤亡甚少。他们如同凡人，遇到阻力，可能胆怯，也可能英勇。他们之中，只有兰塞上校明白，从根本上看，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兰塞从前在比利时和法国待了二十年，他不愿意多想，因为他知道战争就是欺诈与仇恨，无能的将领混战一场，加上酷刑、残杀、疾病和疲惫，等战争结束之后，什么情况都改变不了，到头来还是新的疲惫，新的仇恨。兰塞告诫自己，他是个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上级不需要他提出问题，也不需要他思考，只要他执行命令。他尽量不去回忆过去战争的令人厌恶之处，也明白这次战争同以往的战争无异。可他每天有五十次提醒自己，这次战争不同以往；这次战争与从前的战争完全不一样。

不论行军、镇压暴动、踢足球还是打仗，一切都模糊了。现实的事情成了非现实，心头一片迷雾。紧张、激动、疲乏和行动——一切都化成一场记不清的大梦。事过之后，记不清你当时是怎样杀的人，或者怎样下令杀的人。当时不在场的人告诉你当时怎么一回事，这时你只能模模糊糊地回答：“是啊，我想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这班人马占了市长官邸楼上三间房子。他们在卧室里放了帆布床、毯子和行装，隔壁的房间算是他们的俱乐部，楼下正好是市长那间小客厅。这个俱乐部不那么舒适：只有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他们写信、看信都在那间屋子，谈话、喝咖啡、做计划和休息也在那间屋子。窗户之间的墙上挂着油画，画上有母牛、湖泊和小农舍，他们从窗户可以看到市镇，看到海边的码头，船舶都系在那里，拉煤的船也在那里停靠，装上煤之后驶出海去。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市镇绕过广场到达水边，看到船帆高卷的渔船泊在海湾里。他们从窗口还闻到海滩上晒着的鱼腥味。

房子中间有一张大桌子，亨特少校坐在桌边。他把制图板放在膝上，靠着桌子，用丁字尺和三角板设计一条新的铁路支线。制图板不稳，少校越来越生气。他回过头来叫了一声：“帕拉克尔！”接着又叫了一声，“帕拉克尔中尉！”

卧室的门开了，中尉走出来，脸上还有一半刮胡子的肥皂沫，手里拿着刷子。“什么事？”他说。

亨特少校摇摇他的制图板。“支板的三脚架还没从行李里找出来吗？”

“我不知道，长官，”帕拉克尔说，“没去找。”

“那现在找去，行不行？这种光线绘制不行。我还得重画一次才能用钢笔描。”

帕拉克尔说：“我刮完胡子马上去找。”

亨特不高兴地说：“这条线路比你的脸重要。看看那堆东西下面有没有像高尔夫球袋那种样子的帆布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