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娼妓（第3/4页）

封疆大吏、方面之员，如此地嫖娼恋妓，实在是不成体统。更不成体统的是，不少官员将佐，还会因某位名妓而争风吃醋，或者大打出手，或者诉之长官，有的还闹出人命案来。这种种劣迹弊端，既影响“政府形象”，又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到了宋，就开始进行限制，规定地方军政长官，只许以官妓“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这样一来，官妓就成了纯粹的“陪酒女郎”，最关键的一陪被定为非法。由此，还闹出许多案子，比如王安石指控杭州太守祖无择与官妓薛希涛私通，朱熹诬陷天台郡守唐仲友与营妓严蕊有染，一时闹得沸反盈天。这两个案子，终因妓女们至死不招，祖、唐二人才免予处分，但事态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然而，“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官妓营妓既可陪酒，后面的事就不大说得清了。所以，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虽然也曾开设官办妓院于乾道桥和武定桥两处，但不久，便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据说定律为“罪亚杀人一等”，处分是相当重了。

朱元璋此举，一则是为了总结前朝教训，励新图治，二则也是为了维持政府和“父母官”的形象。因为妓女等同贱民，官吏岂可与之“通同”？国家鼎鼐，子民父母，如果也与“下三滥”苟且奸宿，则尊严何在，体统何存？自然非禁不可。

不过，这种事情，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比方说，公然走进富乐院之类的妓馆是不行的，却无妨把妓女叫到酒楼饭店的“雅座”里来陪酒；又比方说，可以借口到朋友家讨论学术问题，然后在密室中与妓女幽会；再比方说，借口调查案情，要“保密”，把妓女叫到后堂，苟且一番。这些事情，明代发生不少。连史学界公认的名相“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都有狎妓侑酒的故事（见下节），其余可想而知。

当然，皇上的禁令，谁也不敢公开违背。至少是，由于严禁官吏宿娼，则政府开办的妓院，为维持生计、保证收入起见，从此便不再仅仅服务于官僚阶层，也向商贾市民们开放了。这样一来，再设官妓，既无必要，也多风险。何况官民同嫖，极其不成体统。所以，到清初，政府便下令停办国营妓院。到康熙十二年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官妓便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

于是，娼妓便只剩下了一种——私妓。

私妓是个体民营的妓业，其存在不靠“政府计划”，而靠“市场需求”，所以又叫“市妓”。当然，严格说来，只有向政府正式登记注册“有照营业”者，才叫“市妓”；未向政府注册登记的“无照营业”者，则叫“私妓”，其实是“暗娼”。但不论有照无照，都是“私营”，也都要按“市场规律”来运作。所以，我们把凡是私营和上市的娼妓，都称之为“私妓”和“市妓”。

私妓在先秦时期便已有存在，但那时是真正的“个体户”，往往是妓女们单干独来，并不形成规模。真正形成规模，是在唐代。唐代的娼妓事业，颇为发达。在宫中，有规模盛大的国家歌舞团，有的还由皇上（如唐玄宗李隆基、前蜀王衍、南唐李煜等）亲任艺术总监；在都市，则有难以尽数的行院、章台、青楼。唐代还有一个规矩：进士及第，必从中挑选两个英俊少年，使之游遍全城，采摘“名花”，号称“两街探花使”，又叫“探花郎”。探花郎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妓女们纷纷依在青楼窗前，秋波频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真是何等潇洒乃尔！

宋的民营妓业也十分发达，而且开始有了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评花榜”，就是品评妓女的等次。主持人和评委，都由经常出入妓院的名士才子担任。这些名士才子，不是落第举子，就是失意文人，再不然就是鄙视功名、号称“千首诗傲万户侯”的“隐于市者”。他们游戏人生，笑傲江湖，寄情于红粉知己，嘲弄着富贵功名，所以封赠妓女的头衔，居然是状元榜眼之类。这就几乎是把妓院等同于朝廷，甚至把妓女选美，等同于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