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隐于世（第2/4页）

第二，面对如此偶然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在现场发出这么理性的声音，说明刘迪有着极高的公民素质和超前的思想修养。如果知道红卫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中国的百姓是怎样盲从地被利用，就知道刘迪在现场的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四五事件”发生三十年后，刘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许多人都把自行车牌摘掉，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是要失败的，如果认为要胜利那还摘车牌干什么？”当时，北京警方因为没抓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符号式人物，转而控制了刘迪的父亲，试图让他交代出儿子的行踪。据刘迪的姐姐回忆，父亲当时对警方说：“有刘迪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骄傲。”而全不知情的刘迪，离开广场之后，便去了外地云游。按照刘迪的为人，如果知道父亲因他而受到威胁，他一定会主动自首的。在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时候需要你在亲情与正义面前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关于出卖的故事，常常会谴责那些道德低下的出卖者。殊不知，这种非常态的考验对于人性其实是极其残忍的。

公安局公布了通缉令，各地都非常警觉。刘迪在泰安赶火车时，因为没有手表几乎误了火车班次，行色匆匆中被执勤者拦下询问。虽然通缉令上刘迪的名字是假的，但通缉令上的照片却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在事发三个多月后，刘迪落网，被关在了半步桥监狱。

刘迪出狱后，父亲得知他是因为没有手表而暴露了身份，专门为儿子买了一块手表。这是同样怀有赤子之心的一对父子，又何曾不是正义之士的惺惺相惜呢？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七月六日朱德逝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地震；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抓。

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讲的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痛斥的一个化名狄克的人，说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干着反革命的勾当。牢房里的人虽然不是每个都知道狄克就是“四人帮”之中的张春桥，但也闻出了气味，顿时有人高声朗读萧军《八月的乡村》和鲁迅《三月的租界》。第二天，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从十一月初开始，在“四五事件”中被捕的人陆续出狱。我的案件虽然与此案无关，但也被算作“反四人帮”的冤案于十二月底被释放出狱。且不说这一事件对于彻底结束“文革”、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意味着什么，仅就对我个人来说，它起码改变了我的遭遇。否则，不知我还会被不明不白地关押多久。

从后来官方披露的材料上得知，当时被抓的共三百八十八人。这些人被放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公正的结论。从一九七六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初，社会上要求平反“四五事件”的呼声不断。北京大学等地贴出了许多大小字报，“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八亿人民心不安”的大标语和“人民万岁”的传单出现在王府井等繁华的街道上。人们将酒瓶挂在树枝上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当时，因为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发生的案件共八十六起，抓捕十六人。其中包括孙维世的侄女、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孙央的女儿和原国民党将军程潜的女儿。

在广大群众生生不息的反抗声中，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召开“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九月至十一月，各报陆续刊登了《天安门诗抄》以及相关英雄事迹。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央还未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新闻媒体的自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