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第6/6页）

从监狱出来后，和一凡共同回忆那件被我忘记了事情，奇怪的是，一凡也记不起来曾经给过我一个特别的任务。但我不厌其烦，隔一段时间就又想起它来，于是从头开始，像猜谜一样猜着自己干过的事情。有一次，一凡托我到书法家邓散木家去送东西，开门的是他女儿邓国治，她说见过我，“不可能吧，我从没来过你们家。”我很有把握地说。“你肯定来过，是在你和一凡出事之前，送一本手抄本小说，是一凡翻拍的，扑克牌大小的一个纸盒子装着。”她说得有根有据。我的确见过那东西，手抄本小说的篇名是《芙蓉花盛开的时节》，至今还记得那故事的情节。邓国治家住在木樨地一个有许多楼房的大院子里，没有小径，也没有公园景色。我不能肯定，这就是被我遗忘的那件事；也不能肯定，如果当时我没有“故意”把它忘记，会不会就说出来；更不能肯定，如果说出来，邓国治是不是也会受到牵连，一凡是不是就罪加一等。

我们都曾怀疑与被怀疑，陆焕兴没有逃脱，我也没有逃脱。关于出卖与被出卖的流言，就这样毒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许多人的内心都得不到安宁。

和焕兴面对面坐着，喝着啤酒，坦然地聊着我们共同经历的人和事，我突然感到这一切是多么荒谬—我们为什么要经受忠诚的考验？谁有资格来考验我们的忠诚？让流言见鬼去吧！即使被出卖一百次，我也绝不再怀疑。更何况，有什么是值得出卖和被出卖的！

我问焕兴，“你受到了什么影响？”他说，本来是可以升任副厂长的，那以后当然是不可能了，一直到三年前退休。“后悔了吗？”我问。他说，没有，“比我倒霉的大有人在，我毕竟交下了振开这样值得交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