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五月（第11/13页）

医生告诉她：这个病人特别能忍，如果他说痛就一定是真痛，给他用止痛药不用医嘱。为他做手术的副院长说，行医四十多年我没见过像他这么坚强的病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可以说，他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恐怕不止我一人从他身上懂得了一个人的自尊是怎样确立的，尊严又是如何获得的。几年来，我上千次地出入于病房，等待我的总是医生护士和病友们热情而真切的关注，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关心着我和儿子。无论他人怎样消瘦得像个难民，他伤口怎样流得稀里哗啦，他呕吐得怎样不亦乐乎，我从没感觉到尴尬或难堪。我为我的丈夫有这样出色的表现而骄傲，我为我是这样的男人的女人而骄傲。

其实他并不是天生的强者，只不过他清楚自己的位置，懂得怎样成就自己，如同北岛懂得怎样使诗句来得响亮，史铁生懂得如何把小说写得精彩；或者说，如同一个工人懂得如何把活儿干得尽可能漂亮，一个厨师懂得如何把菜尽可能炒得地道。他懂得对于那种不可避免地经受某种挑战的人生，尤其需要意志—强调到极致的意志。

我没有研究过一个人性格生成的过程，我不知道是顽强的性格必然要面对痛苦的挑战，还是痛苦造就了顽强的性格。如果是后者，那人应该把痛苦当成教科书，因为顽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虽然软弱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不可以被原谅。我也不真正懂得宗教，我说不清他所承受的一切是上帝对他的恩宠还是惩罚。如果是前者，那每个人都应该从容地面对痛苦，也许上帝最终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他绝不把你承受不了的东西强加给你。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已经没有痊愈的可能，但他抵御不了生存的欲望。他有许多活下去的理由，比如为了他无比崇拜的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毕竟太残酷。第一次手术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二十，第二次更是微乎其微，第三次应该说等于零。他坚持要做第三次手术，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手术失败得到解脱？他曾经答应过母亲，答应过朋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再轻生。一个因为不能容忍说话不算数而敢于把刀子刺向自己胸口的人，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在最后的日子，他变得敏感而脆弱。以前朋友去看他，他总是劝说别人不要为他担心，后来见到来人他经常落泪。我真是感激陈志伟，给他带来了“大悲咒”，还从头到脚为他按摩，用特别善解人意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安慰他。身旁的田晓青把心提得老高，生怕他过于敏感或起疑心。但是他出乎意料地顺从，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像一个人临终时虔诚地面对一位牧师，使人感到死亡的脚步已经逼近。

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异常的烦躁。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为他买了一个最大号的红气球挂在病房的窗子上。春节过后落了一层灰尘，我把它扔了。他对我大发脾气，说明年还可以用不该扔。我说，气球放不到明年就会坏，再说明年还不知道在不在医院过春节，何必现在操那么大心。我绝想不到这句话会伤他，更想不到我说了这句话之后仅三个月，他便永远地离开了那所医院。当时他气愤地说：“是呀，明年还不知我是死是活对不对？”从那以后我才意识到，应该把他看成病人，一个垂危的病人。

四月，阳光正好，我们的小儿子推着轮椅，轮椅上挂着乳白色的营养液，我们一家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过户外了，不断地说花真好，阳光真好，儿子真好。那天我特意带了儿子的跳绳，给他买了平时爱吃的白瓜子，给儿子买了紫雪糕。他坐在樱花树下，看着儿子跳得脸红扑扑的，满头大汗，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嘱咐我要让他多锻炼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那一天像一个真正的节日。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孩子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共同去过一次公园。也是春天，他让儿子骑在肩上，儿子眼睛瞪得圆圆的满脸惊慌。一岁的孩子没有记忆，这次在医院院子里将成为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和爸爸一起“春游”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