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第2/8页）

（2）圣母院的祭坛被关闭，这难道是上天的旨意？

卢梭失败了，但他并不认输。禁止他向公众朗读《忏悔录》这一做法的本身，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他的敌人心里有愧，证明他的敌人还在继续玩弄阴谋，而他更加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吗？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继续为自己辩护，而是如何辩护；这时，他忽发奇想：写一本与《忏悔录》在形式和笔调上完全不同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将不像在《忏悔录》中那样详细陈述事实和内心的感情，而要自己对自己作一次客观的分析和评判。他把自己一分为二：把“让—雅克·卢梭”分为“让—雅克”和“卢梭”，另外还设想了一个法国人，通过他和这个法国人的对话，阐明他一生行事的是和非。从1772年到1775年底，他极其秘密地以《卢梭评让—雅克》为题写了三篇《对话录》。文字有时明快，有时晦涩，拐弯抹角，故布疑阵。被一分为二的卢梭和一个法国人谈论那个人人都在评说，但谁也不真正了解的让—雅克。卢梭读过让—雅克的著作，并且十分赞赏，而那个法国人没有读过让—雅克的书，却没完没了地重复让—雅克的敌人散布的流言飞语和捕风捉影之词，说什么作品是好的，但作者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作品的“好”与作者的“坏”是矛盾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论证让—雅克是一个好人？如何论证这个热爱真理和热爱人类的让—雅克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统一性？是卢梭这部《对话录》全书的主题。

第一篇《对话录》主要是回顾他的敌人对他策划的一系列阴谋，并坦率承认他的过错，后悔他不该抛弃他的孩子，他说他良心上的责备使他感到如同身在囹圄。在第二篇《对话录》中，卢梭说他经过调查，查明让—雅克并非人们所说的是一个坏人；人们之所以迫害他，是因为他敢说真话，他说：“让—雅克人如其文；他言行一致，他的生活与他奉行的立身处世的原则是一致的。”第三篇《对话录》主要是让那位法国人讲他的看法；他说他在读了让—雅克的著作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些著作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坏人，还说他将和卢梭一起去收集能够证明让—雅克为人正直的证据，以便让后世的人们终有一天明白他是一个好人。

《对话录》大约完稿于1775年末；写好后，他并不公开发表，而是想悄悄把它藏在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托付给上帝替他保存。1776年2月24日他走进圣母院时，突然发现祭坛被人用栅栏围起来，栅栏的门被锁上了。他在巴黎生活了三十余年，从未见过祭坛周围的通道被关闭过，今天突然关闭，难道说上帝也要把他拒之门外吗？既然如此，以后就听天由命好了。于是他决心从此以后永远放弃为自己申辩的打算，因为他深信“不管人们怎样做，上帝自有安排，……我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人们就休想折磨我，就休想使我死时心里不得安宁。”【8】他告诉人们“休想按照他们的模式塑造一个让—雅克；卢梭将永远是原来那个卢梭”【9】。看来，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用另外的方式和笔调写一部表述自己是何许样人的新作品；1776年九、十月间，《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的构思已大体上在他心中形成。

［二］1770—1776年：他以替人抄写乐谱谋生

有些人根据《对话录》中某些情节的描述十分荒诞，便认为卢梭写作此书时神志已经错乱，他晚年的头脑已不清晰。其实不然；我们从第一篇《对话录》中就可看出，书中的叙述是按照一定的顺序铺叙的，尽管有些谵言妄语，但事情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是的，卢梭晚年的脾气有些乖张，有时甚至反常，但他的思维一直是正常和健全的；1770—1776年这段时间，他的写作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应波兰米谢尔·韦罗尔斯基伯爵的请求，替波兰王国写了一本《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1771—1772）；他为他的芭蕾舞剧《乡村巫师》增写了6首新的曲子，另外还写了许多短歌、抒情曲和二重唱，加起来大约一百首，在他去世后汇成一个集子，题为《我贫困生活中的慰藉》；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就到巴黎郊外去采集植物标本，而且，“为了讨得德莱塞尔夫人及其女儿小玛德隆的欢心，他还写了8封《关于植物学的信》。他说写这些信的目的，是使孩子们养成‘认真观察，特别是养成正确推理的习惯。’”【10】除了这些活动以外，他还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离恨天》的作者森彼得【11】就是其中之一。卢梭一生穷困，晚年靠替人抄写乐谱谋生；据他的账簿记载，这7年里替人抄写的乐谱有12000余页之多，“许多知名人士，如里涅亲王、加里齐纳、达尔贝公爵、德·克罗伊公爵、克伊翁伯爵，都曾气喘吁吁地爬几层楼梯到他的陋室来看望这个工作认真的小人物，只见他一刻不停地抄写，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12】他这样勤奋工作，直到辞世前一年——1777年8月才完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