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毁灭的小说（第2/11页）

但用这样的方式来读《玩笑》——也可以说是《情感教育》或《没有个性的人》——不能说是无遗憾可言的。首先，这不啻为将附属的东西当成是主要的：因为对于昆德拉这样一个后巴尔扎克作家来说，历史文献向来不是主要的问题。而对于时代和环境的描述，不管它们显得多么精确，多么充满讽刺或多么具有批判性，都只是他用来到达最终目的的众多手段之一，这目的不是历史学家或编年学者的目的，它是小说家的目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目的。如果说这描写具有某种历史时效性，或者它产生了某种政治性的效果，那只是额外的，或者说是出于偶然，更极端地说：是美学意义过于丰满所产生的“缺点”。《不朽》的作者通过他自己笔下的人物阐述了这个观点，在和阿弗纳琉斯教授谈话的时候，“我”说在他的眼中，最理想的小说是“不能改编的，换句话说是不能陈述的”；我们还可以再添上一句：这小说既不能被当成社会或历史的画面来读，也不是某种政治立场或观点立场的表达。这是理想，当然，而任何一部真正的小说都不得不包含这个让人以此种角度阅读的部分。但是像昆德拉这般刚强的小说家则致力于将这个部分缩减到最小，或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它成为小说最主要的部分。再说，这正是大学生路德维克努力——但是徒然——想让审判者明白的：他寄给玛凯塔的明信片虽然表面上是用属于政治范畴的词汇写成的，可内容和主题完全与政治无关，明信片表达的是爱情。

就算对于像《玩笑》这样的小说进行政治或是历史的阐释，从而将读者引向附属甚至偶发的意义也不是很严重的错误，只要这样的阐释——如同这一类的阐释经常导致的结果——还不至于使读者无视作品真正的特点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这才是能令这部作品作为小说而臻于完美之所在：一方面是它的美，另一方面是它所涉及的现象学和人类学的思考，也就是说照亮我们生存的新颖的光辉；在这里，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将这两点区分开来，但实际上是不能分割，彼此互为需要的，就像内容和形式，灵魂与肉体，诗歌与组成诗歌的词汇的关系一样。

基于这些特征，幸运的是，如今我们也许得以比《玩笑》的最初一批读者更加敏感。这里不仅仅有时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旧的铁幕之后发生了不少事件，我们几乎将这之前的一切都忘却了——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昆德拉后来所出版的那些书，这些后来的书在使得第一本小说显得弥足珍贵的同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发自于作者的内心），教会了我们以一种更为合适的角度阅读（重读）它。

2

一旦出版时那种为己所用扭曲了主要涵义的外部环境消失殆尽，《玩笑》的“时效性”就远远超过了评论界最初所说的社会政治的“小背景”。如果说这部小说反映了某种东西，的确，如果说我们可以说它描绘某种现实，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现实不是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共产党统治下的欧洲，不是专制国家，不是这些小说想象不需要、可以毫无怨言交给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主题。小说感兴趣的惟一主题，它惟一的现实——更确切地说是惟一的问题——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而这个问题远远不是只关系到所有专制社会，——尽管小说赋予专制以极其戏剧化的表现手法，这个问题是对所有形式的现代意识提出的，也许在表面上最“自由”的时代和环境里这个问题会被更加坚决地提出，因为这是一个决定我们现代性本身的问题，不停地纠缠它，守候它，在它内部根植一种深深的恐惧，这恐惧是那么深，因此所有的陶醉与幻觉对它而言都是好的，只要能够为它提供一点点逃避恐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