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5（第2/3页）

因此，我在极端的孤寂中度过了在黑帮队伍里的最初一段时间。我不愿和我的敌人交往。至于外出，在那个时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大兵没有任何权利，外出是作为一种奖赏来赐予的），而当这些男子汉成群结队光顾一家又一家小酒馆、找女人的时候，我宁肯一个人留下来据守我的那个角落。我懒懒地躺在宿舍的床上读些什么，甚至还在学习（对一个搞数学的人说来，一支笔和一片纸就够了），因难以接受处境而怨艾不已。我认定在这种逆境中，我惟一的特殊使命，便是继续为自己争取“不致沦为敌人”的权利而斗争，为争取摆脱这种境地的权利而斗争。

我好几次找到连队政委，不遗余力地要他相信，我在这里与这些黑类分子为伍是一个错误，我被开除出党是因为知识分子意识，出言不逊，但我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我喋喋不休地解释（多少次！）那张可笑的明信片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现在已和我的黑色臂章联在一起，就一点也不可笑了，而且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似乎里面藏掖着什么东西使我讳莫如深。不过我应当坦白地说，政委毫无厌烦之意听取我的申诉，对我急切辩白的心情表示出一种理解，几乎超出我的意料。他最后当真把问题提到了上级某个部门（多么神秘的组织关系！），只不过到头来，他把我叫去说：“你干吗要骗我？现在我知道你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语气中露出某种真心的埋怨。

我开始明白，我的形象已经经过人世命运的最高法庭的判决，再也没有任何可挽回的余地。我觉得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声（即使和本人出入再大）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了，比真实的我更强不知多少倍；它绝对不再是我的影子，倒变成了我本人，而我本人却是这种名声的影子；我也明白，不能再申诉什么名不符实的问题，这个名不符实，就是我的十字架，我是不能把它卸给任何人的，注定是我要把它背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甘心举手投降。我愿意真正地背起这个负担：将来要让人看到我不是他们所断定的那种人。

足足半个月才使我好歹习惯了矿下那累死人的活儿——手得用力握住沉重的风镐，干完后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还感到全身的骨头架子在震颤。那我也不管它，还是凭良心猛干，决心要达到那些先进突击手的效率，而且没多久我就差不多做到了。

要命的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表现了我的正确信念：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全都是按干多干少得报酬的（伙食费和住宿费已经给我们扣了，但我们还可领到不少钱），所以，不管各人想法如何，许多人那么拼命干是为了在这没有希望的年头里至少还能得到点实惠。

虽然我们统统都被看作是疯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但社会主义组织里所有的种种政治活动在军营里也都有。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顽敌也在政委的监督下召开一些十来分钟的临时会议，我们还参加政治学习，办墙报，张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用毛笔写些诸如“前途光明”之类的标语。起初，我几乎是带着标榜自己的心情主动来承担这些工作。但是，这么做在任何人眼里都无所谓。别人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因为他们需要让领导注意到自己，批准自己外出；至于士兵，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认真来看待政治活动的，而是把政治活动看作是一种装模作样的猴儿戏，没有实在意义，是迫不得已做给那些掌握我们命运的人看的。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反抗，无非是自己的异想天开罢了，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不是名符其实的托派分子，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在那些把我们任意摆布的有军衔的士官里，有一个小个子黑头发的斯洛伐克人，他是个下士。他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态度和气，毫无以折磨人为乐的嗜好。在我们眼里他是个好人。尽管有些刻薄的人说他那副憨厚相无非是因为他蠢笨。当然，那些小士官和我们不一样，都是有枪的，时不时去进行射击练习。有一天，这个矮个子下士囊括了各种奖项打靶回来，据说他总环数第一。开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大加恭维（半是真心半是揶揄）；小下士只是咧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