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4（第4/4页）

当我今天回想到自己当年的那种处境时，就会联想起基督教那无边的威力。教会给信徒灌输了原罪是根本的、无时不在的概念。当时我也就是这样站在革命和党的面前低头认罪（我们人人如此），所以我渐渐地接受了这种思想：即我的那几句话——虽然是开玩笑，却并不因此而不算一种犯罪，我开始在心里自谴自责：我对自己说，那短短三句话并不真的是那么无缘无故冒出来的，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同志们早就（肯定是有道理的）批评过我有“个人主义的残余”；我觉得，我已自命不凡到了极点，对自己的才学、大学生的身份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前途踌躇满志。我的父亲本是工人，死于大战中的集中营，他大概不会理解我这样的狂傲。我责怪自己，父亲的工人意识在我的身上——可叹！——已丧失殆尽；我责备自己的种种劣迹，最后终于自认该当受到惩罚。从此之后，我一心只想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被开除出党，由此不被划为党的敌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选择了跟党走这条道路，而且一直衷心追随，而今我成了党的仇敌，这使我太痛心了。

这样的引咎自责——同时又是哀告一样的辩护，我在脑海里进行了百十次，在各级党委面前进行了不下十次。而最后到了系里极其郑重的全体大会上，泽马内克首先提出了一份对我和我的错误所拟的报告（效果极佳、才气横溢，使人经久难忘），然后以组织的名义建议把我开除出党。在我作了自我批评之后开的讨论会对我很不利。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话，结果到了后来，全体（百十来人中有我最亲近的老师和学生干部），的的确确是全体，甚至一个不落都举手表示同意，不但要把我开除出党，而且还勒令我退学（我却丝毫没有料到会这样）。

会后当晚我就乘火车回家去了，不过这样回家我的心也不能踏实，因此一连多天，我没有勇气把这祸事向母亲说穿，她还一直为我上大学而高兴。相反，第二天，我的中学老同学、当年在扬琴乐团演出时的伙伴雅洛斯拉夫就来了。他见到我在家里喜出望外：因为他两天后就要结婚，希望我当证婚人。怎么能拂一个老朋友的美意呢？我就只好以一个盛大婚礼来庆祝我的落难了。

最别出心裁的是，因为雅洛斯拉夫深爱摩拉维亚，执著地崇尚民俗，他要借自己婚礼之机，把在这方面的得意之想付诸实施，打算按民间的古老习惯来操办庆典：要有民族服饰、扬琴乐团，有“老长辈”来读祝颂词，要抱着新娘过门槛，咏唱歌曲等等。总而言之，这从头至尾一整天的庆祝仪式，雅洛斯拉夫并不是单凭老人的记忆，而是查阅了许多民俗学教科书才得以编排出来。然而，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我的老同学雅洛斯拉夫，新近当上了一个相当兴旺发达的歌舞团编导，虽然遵从了一切可能的老习俗，但是他特意和伴婚仪仗队不进教堂（显然是考虑到他的前途，服从了提倡无神论的号召）。对于一场传统的民间婚礼来说，没有神父，没有神圣的祝福，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他让“老长辈”去读各种颂词，却小心翼翼地排除任何与《圣经》有关的内容。然而正是《圣经》中对婚姻的一些提法才是自古以来祝婚词的基本形式。

由于愁肠百结，我无法在这大喜之日一醉方休，这又使我发现，排演古代仪式本应如石间溢泻清泉一般美妙，但我在其中也闻到了异样的气味。所以，当雅洛斯拉夫要我（有感于我当年积极参加的演出）也拿起单簧管和其他演奏者坐在一起时，我谢绝了。我眼前确实浮现着最近两年的五一节时我吹奏、布拉格人泽马内克跳舞的情景：他穿着民族服装就在我的身旁，张开双臂唱着歌。我不能再把单簧管拿在手里，我觉得这种民间的吹吹打打让我多么恶心，恶心，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