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第5/10页）

接下来我们商量着帮助保文的办法。我让她写份报告，强调保文是一个如何体贴她的好丈夫。她当然不能提他们俩没有性生活。另外，从现在起，不管厂里的同事们说的话如何难听，她都不要回嘴，只当没听见。

当天夜里我跟老伴说了贝娜的那些可笑的想法。她笑了，说：“同一般的男人比起来，保文确实不错。贝娜可不傻。”

我求苗科长和公安局的另外一个负责干部对保文能够从宽处理。我给他俩每人送了两瓶“金奖白兰地”和一张购买“蝴蝶”牌缝纫机的票证。他们倒是愿意考虑，但是没做任何保证。这些日子我急得晚上睡不好觉，老伴怕我又犯胃溃疡。

公安局终于在一天早上打来电话，同意我们厂的提议，把保文移送到西郊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条件是由我们厂负责所有费用。我立即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后来听说，市里的监狱根本没有地方容纳这二十七个同性恋犯人，因为不能把他们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需要单独徒刑，所以最后只有四个人被判刑进了牢房。其他人或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如果他们的工作单位同意付医疗费用），或是被送进劳改农场进行改造。这些同性恋犯人中有两名共产党员没有被判刑，但是被开除党籍。这种处罚也够厉害的了，因为他们的政治生涯永远结束了。

我放下电话，马上到组装车间去找贝娜。她听到这个好消息迸出了泪水。她立刻跑回家，装了一旅行袋保文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然后和我一起去公安局。我骑着自行车，她坐在车后的架子上，怀里像抱孩子那样抱着旅行袋。去城里正好是顺风，自行车走得飞快，我们在保文去精神病院之前到了公安局。他正在大门口等车，身旁站着两个警察。

他脸上的伤已经好了，看起来又很精神。他冲我们微笑着，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请你们帮个忙。”他瞟了一眼远处，一辆深绿色的面包车拐过街角，朝我们开过来。

“你要说啥？”我问。

“别跟我妈妈说这事。她上了年纪会受不了。求求你们，别告诉她！”

“她要问起来我们说啥呢？”

“就说我有点精神分裂，是暂时性的。”

贝娜再也忍不住眼泪，大声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让她知道的。你要多注意身体，快点治好病回家来。”她把旅行袋递给保文，他默默地接了过去。

我冲他点点头，表示我不会泄露这个秘密。他微笑地看着贝娜，又转过脸对我笑笑。不知道为什么，他脸上的表情竟变得十分甜美—妩媚而诱人，好像那是一张神秘的女性的脸。我眨眨眼睛，心里一阵迷惑：他真的是个男人？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他真的是个女的，一定是个美人—高个儿、苗条、骨肉匀称，还带点慵懒的神情。

面包车“吱”的一声停在我们面前，打断了我的思路。保文爬上车，两个押送的警察也跟了进去。我绕到车的另一侧，握了握他从车窗里伸出来的手，说我下星期去医院看他。另外，他如果需要啥东西，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冲着开走的面包车挥手告别。车轮上的防滑链咔咔地碾过雪地，扬起细细的雪块。司机按下喇叭，震得人耳朵生疼。车子左拐弯，就从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消失了。我刚跨上自行车，一阵劲风吹来，差点把我从车上掀下来。贝娜跟我走了二十多米，然后跳上自行车的后架，我们朝家骑去。她可真沉啊。老天爷，幸亏我骑了辆“大金鹿”，是那种最结实的自行车。

第二个星期，保文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说，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不那么焦躁了。他的声音确实听起来很平静。他让我来的时候给他带几本书来，特别是他那本《百科知识全书》。这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大部头的、发行量很少的工具书。天知道他从哪儿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