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寻觅中国历史（第15/23页）

苏州园林虽小，但古代造园家通过各种艺术手法，独具匠心地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景致，在园中行游，或见“庭院深深深几许”，或见“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见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或见曲径通幽、峰回路转，或是步移景易、变幻无穷。至于那些形式各异、图案精致的花窗，那些如锦缎般的在脚下迁伸不尽的铺路，那些似不经意散落在各个墙角的小品，更使人观之不尽，回味无穷。

苏州园林是城市中充满自然意趣的“城市山林”，身居闹市的人们一进入园林，便可享受到大自然的“山水林泉之乐”。在这个浓缩的“自然界”，“一勺代水，一拳代山”，园内的四季晨错变化和春秋草木枯荣以及山水花木的季相变化，使人们可以“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乐”。

早在明代中后期，苏州便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真是“说不尽富丽乾坤，话不完繁华景象”（《四杰传》）。这就为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温床。文化的多元自然少不了狂士的点缀。

余秋雨先生在《白发苏州》里曾这样诠释一个文人：“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个人就是唐寅。

唐寅（公元1470年—1523年），字伯虎，号桃花庵主，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别号。“明四大家”之一的唐寅，被誉为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他博学多能，吟诗作曲，能书善画，经历坎坷，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大画家。

唐伯虎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一方面，他是如此有名，称得上是妇孺皆知；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他的了解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文艺才华，而更多的是出于他的风流轶事。在众多的影视剧中，唐伯虎被塑造成一个轻狂、好色、蔑视礼法的家伙，一个喜欢讲黄色笑话的下流胚子，一个生机勃勃钻营正统秩序的怪味青年。对于年轻一点的朋友而言，他们乐于接受这样的唐伯虎，并且很希望自己能成为类似的一位。而对于另一些严肃的学问家来说，这些无关痛痒的行为完全掩盖了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传言越多，对唐伯虎的伤害就越深一层。

出生于苏州一个小商人家庭的唐伯虎，其先祖曾是唐朝功臣，其父唐广德虽为商人却深知功名的重要，对伯虎的教诲亦可谓不遗余力，所以，唐伯虎虽然“童髻入学”却“才气奔放”，从小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人禀赋，但是，他却时刻不敢稍忘涉及自己一生命运利禄的功名。无奈刚过乡试，成为“唐解元”的他便受到了牢狱之灾。科举受挫后的唐伯虎自然在事业上陷入了低谷，但他的仕途无望，却也无形间为中国文化史贡献了一位风流才子。对于唐伯虎本人来说，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唐伯虎才开始频频流连于烟花柳巷、脂粉堆里，创作了大量有关女色与享乐的诗词和绘画作品。

余秋雨先生在《白发苏州》中说过，“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唐伯虎的诗词向以“语殊俚浅”名世。他认为创作就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声言“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这种论点在以“前七子”为首的“复古派”把持文坛的当时，无疑具有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俚俗入诗对唐伯虎在民间的文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他的这种创作态度对晚明文坛影响甚巨，非但徐文长、袁中郎等人深受启发，甚至在清初“性灵派”文人的创作中也仍然能够看出唐伯虎的流风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