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摩挲中国文明（第21/23页）

虽然没有一处建筑可以做到永垂不朽，但是它们承载的文化信息足可以安慰为生存理念而惶惑的后代。曾经的废墟都安谧了，新的废墟还在产生，生生不息，无限循环。由于废墟，曾经熟悉的地方成了生疏的地方，曾经生疏的地方又渐渐熟悉了。面对曾经的文明，人类享受着自然毁灭的快感。这些墙壁和建筑并不怕那些突然来到的自然灾难，害怕的是来自人为的灾难，废墟的发生总是从心灵首先发生。人类总是习惯标榜自己的发展是呈螺旋状上升，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往下走的，欲望越大，退得就越厉害；文明走得越远，人对自己欲望的调控能力就越差。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在废墟的底色下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废墟》

秦始皇“焚书坑儒”，早就被定格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大凡天下读书人皆好称引。它也一直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不可否认的是，焚书坑儒的确是一种既愚蠢又残暴的手段，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的废墟，难以弥补。

但也有人认为焚书坑儒是进步措施。因为秦始皇的大一统是进步的，是对春秋战国分立战乱的否定，也是历史的必然。而焚书坑儒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进步中的退步。鲁迅先生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也为秦始皇辩护，认为秦焚书而不焚医书、农书，和希特勒焚书是不同的。

余秋雨先生在《行者无疆》的结语中说道：“就一种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为废墟，才会单方面地听凭别人品头论足……”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朝建立。当时的学术界还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严重阻碍了秦始皇所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

公元前213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秦丞相李斯进言，说诸子百家“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满门抄斩。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认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还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名书生和方士以巨石掩埋，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史称“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