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9/9页）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过两次。美国乡下生活实在太无聊，我又忙，只能偶尔陪他们出门散心。

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不仅老婆孩子，甚至连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一九九九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记得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

十二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晚，我搭乘美国联航班机从旧金山抵达北京，享受特殊待遇——专人迎候，专车运送。

病榻上的父亲一见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头紧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为他买的新款数码相机，终于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平静下来。但他左手已不听使唤，根本玩不转。

父亲患的是肾癌和乙肝，外加左边偏瘫。他行动不便，神志清醒。他用助走器上厕所，我鼓励他，让他相信只要坚持锻炼就能康复。

每天访亲会友，晚上回家，我在床头陪他一会儿，把红酒倒进玻璃杯，让他用吸管嘬几口，享受这人世间的那点儿醉意。他摘掉假牙后两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诉我，他问医生火化疼不疼？他试图用幽默的方式面对死亡。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了，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像他这样话多的人是最大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

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三○四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二○○三年元月十一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十点左右来到三○四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机场的路上再见一面，但时间来不及了。坐进机舱，扩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