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第2/3页）

同舱有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一男三女，男的叫徐荣正，外号“老pia”，字不可考，估摸与他骨质增生的下颌（学名“巨颌症”）有关。我猜是指摔了个大马趴：从pia到ia，头一个象声词，后一个象形词。还有三个厦门集美水产学校的男生，其中有个翁其慧，憨厚寡言，但跟我很合得来。

船上三日，我们三拨人混得厮熟，决定结伴而行。老pia精明强干，先人后己，自然成了首领。他摊开地图，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武汉登陆，休整几日，经株洲去韶山，再杀向广州。

我们住在汉口一所中学。我去看望大舅。他黄埔出身，后上金陵大学，“七七事变”后到湖北打游击，任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大队司令。“文革”爆发时他是武汉市副市长，由于是民主人士，本无实权，在头一波大浪中幸存下来。

大舅家在天津路一栋小楼，有门卫站岗。客厅宽敞明亮。我生怕陷进那庞大的沙发中，仅坐一角，兔子般警觉。房门开关，表哥表姐进进出出，似乎在等待着最尊贵的客人——暴风雨。平日健谈的大舅神不守舍，笑声空洞，随烟雾飘散在天花板上。只有大舅妈嘘寒问暖，为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我虽年幼，但自知多余，喝完热汤面便告辞了。

从武汉到株洲，客车已满，只能搭乘闷罐车。车厢摇摇晃晃，走走停停，从缝隙中隐现外部风景。最麻烦的是上厕所，停车时不敢走远，男女分左右下车，就地解决。列车行进中，男的憋不住转身就尿，女的则用毯子互相遮挡。那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

到株洲，换卡车去韶山。一路都是举红旗的长途队伍，有的走了一个多月了。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见我们来了精神，唱歌背语录。

朝圣之旅的终点，只不过几间空荡荡的砖瓦房，周围是半秃的山坡。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从小木箱取出四卷“毛选”　，和同伴一起在故居前举行宣誓仪式，举起右臂：把革命进行到底。

三

火车一路向南，气温骤升，车厢燥热难忍，大家纷纷脱掉外衣，最后男生索性光膀子，女生只剩下贴身小褂。

半夜到广州。到处是摇曳的棕榈树，蒲扇般的硕叶裹挟着湿热的风。我们被分到华南农学院。大家冲向水龙头，只穿裤衩，冲洗得痛快淋漓。

我大姨在广州，她和大姨父都是中学老师。他们多少都受到了冲击，但和内地相比处境还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州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内陆。我们参观了黄花岗、越秀公园、白云山和广交会——对我们来说，大串联正发生微妙的变化：以革命的名义云游四方。

老pia随身带着一台基辅135照相机，为我们留下难忘的瞬间。我手上有几张集体合影。取景框切割场景，摒弃喧哗，让动感世界变成模糊影像。而我们表情僵硬，目光呆滞，有点儿像兵马俑，似乎在等待被某一隐秘的声音唤醒。

广州是另一个世界。对我们北方人来说，那热带风情充满异国情调，甚至就是异国——连语言都不通。半路找厕所，人家根本听不懂，急中生智，用笔写下来才行。更甭提街头那些女孩子了，她们风情万种，即使穿绿军装蓝外套，也会露出藕红杏黄的内衣一角。

四

最后一站上海，住国棉十一厂。我八岁曾随母亲来上海看外公，在同伴中难免透着饱经世故的矜持。是夜，我带队去外滩，展示黄浦江的巨轮和十里洋楼，好像那是我们家产业。在令人晕眩的夜景背后，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堂上空晾满花花绿绿的衣衫，好像万国旗；公共汽车转弯到站时，售票员探头窗外，大声吆喝，用木板把车帮敲得山响；到处是举小旗的老人，与其说是维持治安，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自己健在；一天，我们早起排队领火车票，只见在清晨微光中，家家户户在门前刷马桶，如同某种庄重的晨祷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