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第2/3页）

在外公的动荡生涯中，出现了与我有关的插曲。一九四六年年初，母亲陪外婆从上海飞往重庆看望外公。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由于不会用机场电话，外婆让母亲请旁边的小伙子帮忙，电话很快就拨通了。小伙子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机票紧张，他和同事在机场轮流排队等票。外婆见他彬彬有礼，一表人才，托他去看望我在北京的小姨，有招女婿之意。那小伙子就是我父亲。

父亲到北京不久去看小姨，不在，留字条另约。可突然间小姨因失恋卧轨自杀。由于一场悲剧，在父母之间，北京与上海之间，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九四八年五月，父亲在上海与母亲成婚，一起搬到北京。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偶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外公流落他乡，没有母亲陪外婆的重庆之行，没有父亲调动工作，没有战后机场的混乱，没有电话的落后，没有小姨的悲剧，没有北京与上海的两地书，能有我吗？

三

外公口歪眼斜，不时流着口水呆望我。我们面对面坐着，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用鞋蹭桌子腿，你一下我一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那瞬间，他混浊的眼睛闪出顽童般的光亮。

外婆生下十四个孩子，存活了十三个——我有八个舅舅四个姨妈。外婆在我出生头一年因肺癌去世。外公鳏居数年后找了个老伴，她个儿不高，精力充沛，眼神诡异多变。由于后外婆的出现，外公与子女们疏远了，直到瘫痪，大家才重新回到他身边。

跟母亲住外公家，我得以近距离目睹平静生活下的凶险。后外婆必有坚强的神经，才能抵抗家族的敌意，否则早就扫地出门。无论家庭秘密会议或私下议论，大人从不避我。上海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自我记事起，父母之间说上海话，作为秘密语言。但我听懂了，他们只好改说普通话。我当时正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不关心家族纷争。从只言片语中，我得知头号罪状是虐待外公，这无异于“狼外婆”。与“狼外婆”生活在一起，我得装得多无辜才行。

外公的住房是单位分配的，他退休时是上海电信局副局长。那石库门随时代变迁不断切割组合，地形复杂。进大门过天井，沿客堂间左侧上楼，楼梯下是小厨房，楼梯半腰有一亭子间，上二楼是十来平方米的堂屋。外公和“狼外婆”住堂屋，我和母亲挤在亭子间。

母亲跟亲戚一起出门了。闲得无聊，我向窗外张望，天际线被竹竿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物遮挡。近处，总有一帮男孩儿聚在天井，唧唧喳喳说个没完，毫无行动可言，我都替他们着急。啃完一个苹果，我顺手把果核朝他们扔过去，低头猫腰，悄悄离开窗口。

第二天傍晚我和母亲回来，她先上楼，我被那帮男孩儿团团围住，他们高矮不一，影子般沉默。一个瘦高的家伙显然是头头，他问我为什么扔果核，又问我从哪儿来，我拒不回答。我们近距离对视着，似乎在玩谁先眨眼谁认输的游戏。直到母亲从楼上喊我，他用手拍拍我肩膀，小兄弟们让开一条路。以后进出，他们总是默默盯着我，并无敌意，然后继续聊天，那架势非聊到地老天荒不可。

淮海中路698号是栋两层小洋楼，七舅和八舅的家。两位舅妈是姐妹，舅妈的亲戚也住在这里，可谓亲上加亲。孩子一个个出生长大，房子越来越小。在我面前冒出一大堆从未谋面的表兄妹，呼啸成群，满口上海话，我在他们当中更加孤单。

八舅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在中学教英文。七舅是飞行员，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参加过“两航起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国民党两大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驾十二架飞机飞回大陆。“文革”期间七舅被定成“特嫌”，长期关押毒打。多年后平反他来到北京，看见他那被打断变形的右手小指头，我深受震动，不禁失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