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阿姨（第2/3页）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曾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漂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答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势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由于严重亏损，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了个玩笑。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所谓半罢工，就是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年钱阿姨四十三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在滚滚洪流中，谁又能看见谁呢？每个人都被革命热情所蒙蔽。据我所知，钱阿姨那一阵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她背语录有困难——不识字，扬州话拗口。那年头，我们也处于半疯状态，侧看半疯的钱阿姨倒是挺正常。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

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她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三

一九六九年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一九七○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